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和我们历史系的一些同学慕名选修了厉先生有关世界经济史和学说史方面的课程，并经常课后向厉先生请教问题，厉先生总是热情、耐心地给予解答，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外系的学生也和厉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后来，国家每每出台重大改革举措，厉先生都会在学校举办报告会予以解读。我们都特别喜欢听厉先生的报告，听他的报告也是一种享受，那些抽象、专业的经济术语和政策条文，经厉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豁然开朗。他思路清晰、逻辑缜密、观点新颖、语言生动幽默，至今都给我们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2005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时，非常希望推动北外的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发展，我常常向先生请教，他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准备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希望为外语人才培养打下厚重的人文基础。我们特邀厉先生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名誉院长，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从来不担任其他学校的名誉院长、顾问，北外是第一家”。其实，厉先生不仅是做名誉上的院长，更是亲力亲为，为北外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倾注了心血。他不辞辛苦，每年义务为北外师生做经济形势报告，深受北外同学的爱戴。
海外学术界一直孜孜于“中国奇迹”的研究，希望找到一些途径能够科学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但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不一定真正了解，所依据的材料也并非全是第一手材料，对中国的研究程度远远不够。有些外国学者对中国抱有偏见，就更不可能客观地去认识中国。2008年，我们与厉先生谈起，希望能由北外将厉先生的经济学经典论文翻译成英文出版，厉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北外和外研社集中力量，由时任外研社社长、现任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于春迟担纲，时任外研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秘书长吴浩具体制定方案，延请著名翻译家凌原教授主译。凌原教授刚刚主持翻译完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著作《突围》一书，可以说是当代最权威的译者之一。凌原教授组织团队以最短时间，将厉先生在1980—1998年之间发表的16篇经典论文翻译成英文。这本书定名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在2010年正式出版并向海内外发行，践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一时代赋予的使命，这也是庆祝厉先生80寿辰的礼物。
也是在这一年，英国首相率团来中国访问，那时，我已经到教育部工作，与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举行双边教育会议。他谈起来中国之前，要做一下功课，特别想找一本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英文专著，遗憾的是没有如愿。我向他介绍刚刚出版的厉先生的这部著作，并立即请外研社的同志送给了他。戈夫先生拿到后，爱不释手，连续说了三个“wonderful ”。当天晚宴我再次见到英国教育大臣和驻华大使的时候，他们对厉先生的著作赞不绝口，说能不能再给他们两本厉先生签名的书，他们要转送给英国首相和财政大臣，我也找人专门送去。这充分说明，厉先生的著作对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也让我认识到，推动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走出去”是多么重要。
赵迺抟教授与厉以宁在北京大学 (1961年10月)
厉先生的人生是与北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1951年考入北大，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此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青灯黄卷、默默无闻地在经济系资料室做编译工作，仅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就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锲而不舍，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厚积薄发。
厉先生多才多艺，他在传统文化方面造诣很深，喜欢写诗词，他的诗既有诗意，又富哲理，读后难忘。厉先生的夫人何玉春老师喜欢摄影，出版社把他们俩的诗词和摄影一起出版，诗情画意，大家都很喜欢。厉先生还是一位特别幽默、有情趣的人。2019年底，我和同事一同去看望他和夫人何老师，二位老师一边请我们吃花生，说每天吃几颗，对大脑有好处，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起1969年何老师把户口转进北京时一波三折的故事。从他们的讲述中，能感受到厉先生和何老师当时经受了不少委屈，一次次的失望，但又一次次鼓足了勇气再去努力争取。虽然讲的都是过去的一些艰辛的事情，但他们笑谈当年，从二位老师的笑声中，我们被他们那种乐观、幽默、豁达和执着所感染。我想，这也是厉先生能达到学术巅峰重要的力量源泉。
厉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培养了大量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本书的各位作者，都是厉先生的学生，深受一代大师学术风范的影响，这本《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既是大家对学习厉先生经济理论的心得体会，也是对厉先生65年学术生涯的回顾与思考，更是对中国经济学未来的探索和展望。
在此，谨以此序向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郝平
2020年4月30日于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