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科学院院士、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史培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高原地理科学与跨文化中国学》，他提出，汪德迈先生的跨文化中国学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科学地理观，因而能超越其汉学研究。他在对中国社会制度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地理水利制度，与西方的地理水利制度不同，也与东方埃及的地理水利不同。中国人始终依靠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首先处理好生产关系，再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等问题，最终发展了稳定的礼制社会。
他的研究对地理科学也有启发。
其次，是《汪德迈全集》研究的基本问题。各国学者讨论了汪德迈的哲学观、文艺审美观、社会观、历史观和民俗观。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教授的报告提出了汪德迈的中国“文”论与中国艺术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指出“文”是中国独有的精神财富，发展为中国式生产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分层治理方式，未见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思想流派，这是汪德迈最重要观点的之一。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易福成教授在《汪德迈的启示：俄罗斯向中国学习什么，中国向俄罗斯学习什么》的报告，再现了十八世纪以来法德俄文化圈的互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金丝燕的报告《汪德迈学术思想的跨文化性》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的报告《跨文化中国学的奠基人——汪德迈》都指出，中国明清以来不乏跨文化译著的历史遗产，利玛窦、金尼阁都做过很多工作，整理和研究西方传入我国的跨文化历史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工作。但到汪德迈为止都缺少跨文化中国学理论，汪德迈是第一人。他是跨文化中国学理论与法方论系统的创建者。它从哲学方法、经验性认知方法和宏观对话的视野，进入人类文化史，包括其知识史、制度史、思想史、风俗史和价值史，抽绎出带有普遍问题、对话意义和良性社会治理对策性质的话语体系，形成广义的现代文化学系统，建立人类文化共存的思维新模式。他的卓越贡献是发现中国社会治理中文化对于社会运行的积极作用。中国的政府行政系统呈现为“文”的模式，而不是“武”的模式或“商”的模式。全社会尚文不尚武，并以此凝聚中国精神，这与过分重视物质力量的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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