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中国皇帝中，平心而论，他既不是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
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论自由。他的谥号曰“仁”，《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不失为盖棺论定。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是包拯。他当谏官时，宋仁宗最宠幸的是张贵妃，而贵妃的大伯张尧佐正担任三司使，号称“计相”，这可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这位大伯尽管干不好本职，却大有觊觎副相的念想。包大人就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时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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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面包拯上奏，不仅怒斥他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仁宗为了张尧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全体台谏官，率领百官面谏仁宗，动用了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强硬手段。
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不久，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殿争辩。
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为了谏诤，包拯居然把唾沫喷到皇帝脸上，仁宗尽管不乐，却对他畏让三分，足见中国第一清官的出现，与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开的。倘若搁在更专制的明代，即便不将他打入天牢，也非动用廷杖的酷刑让他半死不活。
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一死，25岁亲政的宋仁宗顿时有了一种谁都管不着的解放感，没日没夜在后宫倚红偎翠。著名学者石介给即将做宰相的王曾上书道：“听说皇帝好近女色，渐有失徳，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以至传闻，皇帝圣体因此不豫。”话说得不能再尖锐：“不豫”是专指皇帝病危的用语，而这却与“妇人朋淫宫内”有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一大帮子宫嫔乱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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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为谏”，“感动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钺于天子之前，以狂讦得罪于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转达过这番话，但他走马上任后没有治石介“狂讦”，则是肯定的。
与石介不同，时任谏官的滕宗谅(就是那个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滕子京)就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内宠”，指斥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临朝则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时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样都描摹得淋漓尽致。皇帝的脸面都不知往哪儿搁，但处理也不过让滕宗谅平级调动，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也就是上纲上线诬加罪名。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动知府扼守剑门关，一把火烧了入川必经的栈道，把四川变成独居一方的割据政权。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反诗，搁在现在就是颠覆国家罪。我们都还记得《水浒传》“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一回，结果“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直押赴死囚牢里”。成都知府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囚械了这个举子，向朝廷上报此事。仁宗却不以为然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没有必要治他的罪。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附会，也真实反映了宋仁宗的仁恕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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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仁宗纪》总体评价仁宗朝治迹时指出：“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仁宗朝尽管在外患内政上不无问题，却是北宋的治世。纵观宋代，士大夫的言论自由权在仁宗时行使得最充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也在这一时段最为昂扬。
所有这些治世气象，与宋仁宗仁恕宽容政风的涵泳作育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没有必要顶礼膜拜宋仁宗那样的“仁君”，也决不企望历史倒退回君主政体。但倘若把宋仁宗与后世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专制者做比较时，孰优孰劣的公道结论还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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