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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编撰学上的启示:外国人游记,可以补充中国正史缺陷。《清史稿》中当然绝无说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提到和珅的劣迹,但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层关系。民国后的清宫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却未敢置噱。另外,从陈森的《品花宝鉴》中我们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恋,所谓“男风”。但从来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还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龙阳之好”。现在,因为有了当朝大臣对着外国人的诉说,我们可以比较严肃地考虑这段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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