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他面临着多种选择。比如，可以独立，让天下三足鼎立;也可以帮楚，或继续助汉，无论楚汉，只要他支持某方，他方肯定完蛋。他左右了时局，意向举足轻重，天下人都在看他的眼色，猜测他的动向。有人嗅到了机会，登门造访，试图影响他的选择。首位访者叫武涉，是项羽的说客;继之而至的是蒯徹，属无党派人士。两人都强调了他的战略地位，指出刘邦薄情寡义不能继续助汉，都建议他宣布独立。两人说辞类似，立场却不相同，武涉为项羽谋求利益，蒯徹却看重独立的价值。其实，用不着说客费口水，韩信对局势早有判断，理性地看，独立最好，南面称孤，人生还有何求!但他不能不有所顾及，刘邦于他有知遇大恩，人家发现了你，又给了你前程，关键时你却踹人一脚，做人不能这样不讲情义。他对武涉说：我在项王那里，“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而在这里，“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他表态说：我死都不会背叛汉王!对于蒯徹的建议，他犹豫过，终究还是“不忍倍汉”。犹豫和不忍，表明他心里矛盾，虽不背汉，却心有不甘，感觉有点儿亏。在他看来，不独立，就是报了刘邦的大恩，接下来，就该搞点儿补偿。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申请代理齐王，另一个是拖延合围项羽的时间，以便获取更大利益。事儿做得不够大气，也不很慎重，甚至有要挟的意味。刘邦强压怒火，在满足韩信欲望的同时，也藏下了不满和怨恨。
错误的时候做出了错误选择
因为成功过于巨大，也来得太快，韩信有点儿受不了。他没有多大政治野心，也从未想过谋反;他对刘邦不甚了解，对功高震主的说法也没放在心上;他甚至“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战场上，他料事如神，进入官场，却有些弱智，遇事应对有误，最终导致在错误的时候，做出了两大错误选择。其一是该收敛的时候不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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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疑心重，尤其是代理齐王和延迟合围事件后，对韩信已有警觉，待到打掉了项羽，马上采取组织措施，把韩信调到了淮北，转封楚王。一年后，刘邦又凭一封可疑的检举信，假借南游云梦，将韩信生擒，不杀，由王直降为侯。刘邦的两步棋，走得精巧，没费事就把拥兵自重的王，打压成无职无权的侯。对此，韩信没有准备，不知如何应对，特别是被擒前，他狼狈极了，甚至杀了正受追捕的朋友钟离昧，以期取悦刘邦。此时的韩信，早没了战场上的睿智和风采，对上头的心思不甚了了。实际上，他该知道，仗一旦打完，你非但没了价值，反倒成了负担。你该换个面孔，懂得收敛，学会低调，当个老实听话的臣子，果真如此的话，王位是不成问题的。遗憾的是，他没朝这方面这努力，反倒一如旧日，该干嘛干嘛。他很傲，即便受了打击、由王而侯之后，还是傲气不减。他看不起周勃、灌婴及樊哙等人，羞于与之同列为伍。某次，皇帝和他闲聊带兵问题，他断定皇帝只能带兵10万，还自夸“臣多多益善耳”。当然，他也有限地恭维了皇帝，指出：您不能领兵，却善带将，您受命于天，非人力可及。其二是不该谋反的时候偏要谋反。当齐王时，他有权有人，造反轻而易举，做楚王时，也有条件与朝廷为敌。唯独当淮阴侯的时候，他不该动歪心思。道理是明摆着的，此时的他，已两手空空，想也是白想。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策划了一次政变。他曾和陈豨相约共同举事。陈时任相国，在赵和代地监军。高帝十年，陈自立为代王，宣布造反。韩信在京城也做了部署，但被人告发，吕后采用萧何之计，把韩信诱到宫中，杀死于长乐宫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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