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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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
啰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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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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