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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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学术，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高干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一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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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