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北宋初年，宋太祖曾经有过迁都洛阳的提议，这一项提议最终因为大臣的强力反对而最终得以作罢。而此后短短的五个月后，宋太祖就离奇暴毙。这中间又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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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时为后唐禁军兵营)，也是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民间一说其十二岁出游，另一说他曾在此生活二十余年)，数十年戎马，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
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二百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十六年来，大宋国力日强、国运大盛，所以，在随行的文武群臣们看来，此次圣驾西幸应该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怀旧之旅。传说太祖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时，欣喜怀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从某处土坷里挖出了幼时埋藏的玩具石马，爱不释手地带在了身边。
然而，此次西巡却并非都是终日宴饮、君臣共欢。太祖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令群臣大为惊骇，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让太祖满心不悦，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东返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如此僵持的两个月对群臣无疑是一种折磨，洛阳的日子在惴惴不安中度过。最后，终于由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劝动了太祖，虽然还是心有不甘，但悻悻之间总算肯起驾回京了。五个月后，开创了大宋江山的一代圣主在开封的皇宫中猝然亡故。
这就是宋初的所谓“迁都之议”。如果是不太熟悉宋朝历史的人，初听这个故事，也许会得到以下一些印象：一，宋太祖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明显带有孩子气，很不好伺候;二，这个皇帝又算是很讲民主的，赌气归赌气，最终还是能听从臣僚的反对意见，放弃自己一心想做的事，作为皇帝，这已经殊为不易;三，没能迁都洛阳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阶段里一个比较重大的遗憾。
比较而言，宋太祖确实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时也确实有难伺候的一面。不过，研究和关注宋史的人普遍认同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如果当时真的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命运就可以避免。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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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