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元老，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与被仅仅当做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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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权臣，奕劻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 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国务活动者”之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
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他至少是“首富”之一，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王申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联想。
一个腐败到令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遗。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反对。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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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60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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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 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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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是非当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