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居紫禁城做小皇帝。1922年，溥仪按照皇家礼仪大婚，迎娶一后一妃。皇后为婉容，妃子为文绣。起初溥仪对文绣能略尽体贴，两人关系也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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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融洽渐渐被婉容搅碎。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次年溥仪带着婉容、文绣等来到天津，住进张园。此时，溥仪虽已降为公民，但在张园内仍以皇帝自居。1929年，溥仪一家又从张园搬到静园。婉容想成为溥仪惟一的女人，对文绣的排挤变本加厉，文绣整日郁闷不乐甚至想自杀。鄂尔德特·文绣又名蕙心，是满族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她的父亲是正宗的满族镶黄旗人，母亲是汉族女子。文绣只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妹妹文珊。 此时，妹妹文珊与表姐玉芬来看望文绣。玉芬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媳妇，但冯家少爷冯曙山是个纨绔子，除了吃喝嫖赌，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她渐渐成了一位思想开放新女性。
同病相怜，文绣与玉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听了文绣的哭诉后，玉芬劝文绣离婚。文绣第一次听说“离婚”字眼儿，吓了一跳。玉芬鼓励她说民国有法律，即使皇后皇妃，只要有合法理由，就可以离婚。几天后，玉芬前来探望，文绣交给她1000元，请她与文珊一起在外面活动，聘请律师。1931年8月25日，文珊来到静园。午后3时左右，文珊对溥仪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溥仪勉强答应，令一名太监跟随她们出去。 出走事件就这样开始了。文绣姐妹俩坐上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静园大门后，令司机一直开往国民饭店。下车后，两人直奔37号房间。随从太监紧走几步，疑惑地跟在她们后面。进入房间后，文珊突然对太监说：“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文绣则在文珊及三位律师的陪同下，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文绣出走的第二天，这条重大的新闻便不胫而走，很快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一开始，溥仪大发雷霆命令手下去找文绣，并派出代表与文绣的律师见面，言：“皇上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勿误会。”并以“皇上”的口吻提出“不许文绣离婚”。但文绣的律师针锋相对：“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文绣是不会回去的。溥仪先生最好答应文绣的请求，否则除向法庭提起诉讼外，别无他法。”
1931年8月26日晚，双方律师举行第一轮会谈。溥仪的代理人林廷琛、林棨提出：溥仪可以不再坚持“不许离异”一节，但以溥仪的身份，不能起诉，也不能登报声明。文绣代理人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提出：文绣坚决不回宫，同时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否则便要起诉。 林廷琛、林棨认为50万元乃漫天要价，没有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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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天津的媒体开始刊登此事，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也纷纷转载，转瞬间，举国皆惊。封建卫道士们突然间都从地下钻了出来，对文绣出走大加鞭挞。纹绣的“族兄”文绮更是对文绣指手划脚。紧跟着，攻击文绣的文章纷涌而出，直欲置文绣于死地。面对攻击，文绣并不屈服。当双方律师再一次见面谈判时，文绣也到了现场。溥仪的律师林廷琛尽量想以委婉的口气劝说文绣，文绣则掩面啜泣道：“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处女，素常受尽虐待，现在惟有请张律师等依法保障我应享的人权罢了。”态度坚决，但流露出无限的伤痛。
文绣姐妹俩拿起民国的法律做武器，便不惧封建卫道士的舆论压力!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溥仪一方的阵容已越来越大。上海的遗老们专门就此事在哈同花园集会，推举出代表刘春霖北上，协助溥仪处理此事。一位名叫“左安法隐”者则给“满洲”遗老金梁写信，要求其“执鞭随诸君子后也”。北平的尹群在撷英番菜馆宴请《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和《益世报》等报的主编，希望他们不要报道有关溥仪虐待淑妃的消息……几乎全国各地的遗老们都出动了，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讨妃”行动。
实质性的进展是在双方律师间进行的。在双方律师的交涉过程中，文绣坚持的条件是：一、与婉容分居，分居后溥仪每月至少要与文绣同居两次;二、拨给文绣生活费50万元。 溥仪对第一个条件没有异议，但却遭到婉容的强烈反对。第二个条件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中。谈了好多次，赡养费由50万降到15万，但溥仪仍不接受。最后，郑孝胥向溥仪建议：可以给文绣5万元，但只能每月取息为主，不能提本。同时要文绣先接受三个条件：不得改嫁;住在娘家不住别处;不得做有损皇室名誉之事。文绣通过律师接受了三个条件，但要求一次付给10万元。
溥仪的叔父载涛被召到静园，商量对策。载涛说：“按理，文绣不会像律师们说得那么绝情。我们一直在与律师打交道，但文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我们不清楚。总得设法见文绣一面才行。”众人一听，均表赞同。于是，载涛以族人的名义出面调停，会见了文绣。 文绣其实不像外界传言那么决绝。她对溥仪仍有很多的留恋，说：“我生是皇家的人，死是皇家的鬼。我从未想过再嫁人。涛七爷，您就跟皇上说，让我好好过日子，给我那笔钱吧。”载涛看着憔悴的文绣，告诉她王公们的意思：“以后由皇上每年支付生活费用6千元，让文绣寄居于北平太妃处。但文绣如欲寄居天津，则另由溥仪在日租界为其觅选相当住所。文绣的一切日用器皿、衣服、首饰等物，均交文绣管有。” 文绣听后，断然拒绝。载涛无功而返。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了1931年10月份，文绣的律师们觉得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征得文绣的同意，于10月15日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调解离婚的请求。溥仪在当月20日接到天津地方法院发来的“调解传票”，这使他感到了“颜面受损”的威胁。他心烦意乱地吩咐律师：“我已没时间耗下去了，尽快私下解决此事。只要不上法庭，一切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