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分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狝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詝赢得了储位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不仅高扬儒家道义，而且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据说，奕詝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訢，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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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訢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土改换成奕訢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詝。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訢而不是奕詝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利得多。
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訢，而是憨厚的奕詝，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一切，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王朝里，始终存在着满汉双轨的政治和双轨的逻辑。皇帝靠向汉人的逻辑，实际上是缓慢和一步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出现反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清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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