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则形象地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并不过分。事实上，随着皇权在乱世中不断削弱，政治世家的势力不断高涨，皇帝只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稳龙椅。“王与马”的案例并非特例。
当局势稍微稳定后，皇帝就开始琢磨如何稳固皇权了。司马睿坐稳了龙椅后就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族大家的力量给打压下去。具体到琅琊王家，性格张扬又手握重兵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提升重用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刘刁两人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势力。王导被疏远了。王导为人务实，面对皇权的打压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动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脾气不太好的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他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王敦给全族人捅了大娄子，刘隗和刁协抓住把柄，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王导认定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对于司马睿来说，王敦造反提供的不是将琅琊王家连根铲除的良机，而是一次威胁政权的考验。他同样没有离开王家支持自己坐稳龙椅的实力，司马睿和王家的命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赦免王导等人是最现实的选择。说来，皇帝也不好当啊，要考虑到统治根基问题，考虑到各方面的力量平衡问题，考虑不当就连皇帝也做不了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连皇帝也奈何不了那些显赫的世家大族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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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拒绝接受，依然做他的大将军。他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了倾覆朝廷的样式。王导再次坚决站在司马睿一边，主动挂帅，提兵与王敦叛军作战。王敦随即病死，兄长王含、继子王应被杀，叛乱彻底消除。
王敦两次叛乱，罪证昭然于天下，琅琊王家都安然无事。
中国古代历史涌现了许多像琅琊王家那样的政治世家。他们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影响天下大政方针，比如西汉的卫青家族、东97汉的外戚窦家、三国的诸葛亮家族、唐朝的长孙家族等等。东晋南北朝涌现的政治世家最多，乌衣巷里的王家和谢家就是代表;明清较少，可在清末也出现了曾国藩家族。政治世家涌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现象。
那么什么是政治世家，为什么会产生政治世家?他们又是怎么传承权力，怎么做到老子有权，儿子也能有权的呢?
所谓的政治世家指的是那些别人往你家里扔块板砖就能砸到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巡抚外加一堆主事、知府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办个生日宴会能办成朝野官员大联欢，上朝议政光和亲戚朋友打招呼就要花小半个时辰，好不容易忙里偷闲想到京城外面散散心，结果引来七个县令请安八个将军带兵护卫。
我们后人除了羡慕其中的荣华富贵、风光无限外，更重要的是对权力的传承过程感到好奇。大凡权力操作，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权力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家族内部代代相传，首要的原因是人事制度不完善，不成熟，给政治世家提供了在官场“近亲繁殖”的机会。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近四千年时间里，当官是不需要经过任何公务员考试的。有人说你行，你就行，收拾行囊准备当官去。在隋文帝杨坚发明用科举考试录取官员之前，选择官员的标准主要是道德、声望、人缘等虚的东西。而垄断这些虚头幻脑内容评定的是官员阶层本身，所以“公认”的品德高尚、声望卓著的人都是官宦子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国历史上门阀世族势力最强盛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要拜曹魏王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所赐。各地的人才由本地的中正官评定能力等级，按照评级高低出任相应的职位。结果，官宦子弟只要长了胡子、不是白痴弱智再会写几个字，就都被在位的亲戚任命为官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都是在这种制度保障下迅速崛起的。等到唐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世族势力就失去了在官场“近亲繁殖”的沃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第二个原因是世家子弟有前辈政治势力和影响的庇护。朝中有人好办事。相同能力或者资历的人竞争某个官职，上级官员肯定选择那个自己熟悉的人。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的亲戚或者儿子，那就更要照顾录取了，即使候选人是烂泥也要把他扶上墙。这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即使父辈不幸早死，那也不会对子孙的政治前途造成太大的影响。有权授予你官职的人可能是你父亲若干年前的同僚或下属，或者曾经加入的某个官员俱乐部的朋友，或者你父亲在某次年终考核的时候帮他作过弊。这样的渊源可比你费尽心机，给高官的太太送一轿子的高级胭脂要管用得多。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政治世家形成的时间越长，在官场蔓延的人脉关系就越广、越有用，子孙后辈能去找的“世伯”、“世叔”就越多。它比人事制度更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