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剪尔辈如刈草”：大顺政权的士人命运
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并不熟知前朝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以至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此后，李自成三围开封，开封的士大夫都站到官军一边，同起义军对抗到底。二围开封期间，推官黄澍便在曹门竖起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开封城里“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其中的“士民”就包括不少士大夫。
崇祯十五年夏秋，起义军已基本在占领的各个府县设置地方政权，急需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当年年底，李自成“始议开科河北(指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一、二等者，送吏政府选官”。但这时的开科取士带有强迫性质，士子没有拒绝参加科举的自由。崇祯十六年正月，湖北德安府“遍拘诸生”参加考试，就有“宁投水不赴者”;在河南汝宁县，“伪官金有章下令考试茂才授职，规避者，处以极刑”;在陕西，应试者若“不应，则逼而致之”。河南人李模回忆他参加农民军的科举说：“……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激愤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李模大概属于“故不成章者”，结果“鼻耳皆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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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科取士，李自成虽也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一些明朝进士，担任中央机构的官职，但也只是让这些归顺的进士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顾问，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即使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那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以为他必定恨透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中，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三千名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其中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确立统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而言，由古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隶属或依附于哪个政权或势力，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为哪个政权或势力服务。如果李自成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根之后，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吸纳具有真知灼见，能准确判断全国形势并提出相应对策的高层次知识分子，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使大顺政权的统治稳定下来，阻遏、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的。
人们或许会问，如果李自成那样做，岂不要由农民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使其建立的农民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从而背离下层百姓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了吗?但我们切莫忘记，农民起义虽然可以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却不可能带来高于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要么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当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当年农民军、明王朝和清王朝角逐的历史，早已随风飘逝。现今我们重温历史，既应铭记李自成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忘记其知识分子政策失误留下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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