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贤坤
“宰相之杰”是古往今来对明万历首辅张居正评价最高的经典之语，作此评价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
张居正是历史上一个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时，主幼国危。后理政十年，厉行改革，拯朱明王朝将覆之倾，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可谓功高盖世。但由于他疾风暴雨式的改革触犯了一些贵族、官僚和地主阶层的利益，死后不到半年，就遭人诬毁，家产尽抄，爵位皆夺，以致“经万历朝无敢白居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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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和张居正虽是同时代人，但他们既非同乡同学，又未同朝共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而且他们地位悬殊，一个是高居庙堂、权倾朝野的万历首辅;一个则是弃官为民、寓居他乡、处江湖之远的布衣学者。既然如此，李贽为何要冒风险对张居正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相同的文化观念使他们的思想共鸣。张居正虽然从小受的是儒学教育，但他在许多文集中提出“法制无常”、“法无古今”、“随时制宜”、“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其变不可胜穷”等，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儒学伦理的叛逆者。特别是他在理政十年期间，针对晚明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能看出他是一个求新、求变，不愿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改革家。李贽从小受其家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影响，接受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加之他出身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福建，受自由观较强的地域文化感染很深，形成了“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的性格，不盲从教条，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特别是他在所著的《战国论》中，提出了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统治局面与政治措施也一定要相应改变的观点，更是反映了他要求变革社会的进步历史观。
相同的民本思想使他们一脉相通。张居正是一个从平民中崛起的政治家，贫寒的出身使他对人民的疾苦有较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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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大量文集无不闪耀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如他提出“随时制宜，因民主政”、“法制无常，近民为要”、“法无古今，唯其时之所宜，为民之所安耳”等。正是由于有一颗亲民、爱民、为民之心，所以在他主政十年期间，下令清丈全国各类田地，积极推行“一条鞭法”，其目的都在于减少农民负担，减轻农民疾苦。他还创造推行了《考成法》，以“实心为民”为基本标准，选拔那些有本事能干事的官员，淘汰那些当官不为民的庸官、贪官。李贽一生都主张“人人皆圣人”，与张居正“民贵君轻”的思想如出一辙。在他弃官为民后，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的最底层，对人民的生活有较深刻的了解，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阐述“百姓日用之道”时说，“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的最基本的活动要求。
相同的性格特征使他们惺惺相惜。不贪恋钱财是他们相同的性格特征之一。晚明的官场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但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万历首辅张居正，身处滚滚浊流之中，却能严于律己，多次拒收贿赂。李贽早年也曾做过官，但他从当官的第一天起，就憎恶官场暗流，于是履行完公务后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接受任何人贿赂的态度。由于他清政廉洁，坚守清贫，以至妻儿靠种田、织布谋生，两个女儿都饿死于荒年。后更因厌恶官场腐败，弃官为民，晚年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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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胆大，不计后果是他们又一相同的性格特征。张居正为了实现他“以身许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不顾得失毁誉，无虑家破人亡”，还公然表示“虽机阱满前，众镞钻体，孤不畏也”。在他推行各项改革遇到巨大阻力时，毫无畏惧，决不退缩，对那些阻碍改革的强权势力严加惩处，决不姑息。李贽为了追求个性解放，一生执著，毫无顾忌。为了宣传他的思想，弃官不做，闭门著书立说。晚年更是住进佛院，削发为僧，设堂讲学。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招收女弟子。这种惊世骇俗的“恶行”招致封建统治者的种种迫害，但他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大无畏精神，同封建专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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