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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元朝统治者允许商人们扩展海上贸易,但是尽可能多地任命蒙古人来进行此项事业,朱清和张瑄的下属都被朝廷严密监控,杨家在海上的空间越来越小。杨梓则开始醉心戏曲创作,他在家中收养了100多个戏子,随时可以排演他的新剧本。这在当时闻名一方,元代姚桐寿的《乐郊私语》记载:“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海盐少年,多善歌乐府,皆出于澉川杨氏”,即可见一斑。
他所创作的戏曲里,暗暗反映了杨氏家族的不满。流传至今的《下高丽敬德不伏老》写唐代名将尉迟恭遭黜后重新任用;《承明殿霍光鬼谏》写西汉时大司马霍光忠于皇室,生前竭力辅佐,死后“为国家呵一灵儿不散”,还以鬼魂进谏。虽然这些戏剧遵循中国正统戏剧的套路宣扬忠君,还是隐隐流露出不平之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张瑄的地位,但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管理更加严格。杨家的唯一权力就是征召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他们没有得到朱张那样的高官显爵,直到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才有机会得到重用。但是与朱张家族不同的是,杨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将他们铲除。
被遗忘的良法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可以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结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可造出的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担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担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担,可见船只及其载重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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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250多里,建闸门31道。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二百八十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但可惜的是元朝的海运政策没有被明朝继承,到了明代,刘家港和澉浦两个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很快沉寂下来,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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