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兄弟们对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圈禁，把曾经的战友隆科多、年羹尧先后送上黄泉路……即便对死心塌地效忠的岳钟琪，也实现了凶狠的屠杀。岳氏的死是悲哀的，他没有听取曾静进言去反叛异族政权，也没有效学前任年羹尧拥兵自重，却死于愚忠与兵败上。他的悲哀，也是雍正的悲哀，吕留良与曾静案，虽然得到了一个出奇、成功的解决，也擢升了亲信大臣鄂尔泰、李卫等的官爵，却未能因刊行《大义觉迷录》，而杜绝篡位夺嫡、弑父诛亲的谣言纷纷，更没能防止天下人窥视宫廷争斗的好奇心理和悠悠之口。
雍正选择公布案情，试图抚慰天下士子猜忌皇权合法性的不信任，让曾静的惑乱、认识、反省与歌颂，攻破思想激进分子们精心编撰的谣言风闻。这样的做法，是他想趋同儒家思想，镇压政敌们兴风作浪、蛊惑民心的不良和异端，弥合反映在地域、族群上华夷之别。他借用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文化建构论，证实清廷定鼎中国的正当性、自己登临宝座的合法性，同时破除曾静一类小知识分子固守的“华夷之防”。
这是一个融合族群文化、消弭满汉对立的清醒君王的初衷，但他的决策，却被接班人乾隆的背反常理，来了一次彻底的更改。乾隆上台不久，便严谕诛杀曾静等，上演灭门劫难，并全国禁毁《大义觉迷录》。这本超级畅销书，一下子成了民间秘藏的珍品罕物。
乾隆如此做，是想补救皇家杀戮与朝廷争斗大白于天下的背后悲剧，却在世人皆知与风传的情势下，无可奈何地进行亡羊补牢的堵截。百余年后，留日的革命党人在东瀛发现此书存卷，马上想起了如何截取吕留良、曾静的反满言论，发挥延伸，拿来作为一种攻讦满清政权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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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雍正兴师动众地缉拿吕留良与曾静案的主犯和随从，也拘禁了很多无辜者?但在案情揭晓时，不但没有深究曾静的罪尤，而是声称其受皇权争夺者的蛊惑，为之开脱?为什么乾隆登基之初，违背父意，对曾静们执行一次血腥的屠杀?前者编纂出《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而后者急速勒令禁止销毁?知晓文人心需文人来说服道理的君王们，不但将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徐骏斩首，还对为雍正出力攻击吕留良学说的方苞进行革职，是要给文人欢欣、温柔和慰藉，还是让士子有不尽的惶恐、感伤与苍凉……不得而知。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专制下文化发展的奇特与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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