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必先安内”这句话是汉景帝年间，大夫晁错提出来的，他认为诸侯势力太大，力主削藩，其结果是激化了中央与诸侯的矛盾，引发了“七王之乱”。民国时期，蒋公也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以致于日本人打进来也坚决不抵抗。
“攘夷必先安内”有混淆敌我矛盾之嫌，如果整天拿他做口号，邻国一定不高兴，因为你安内的目的是攘夷;内部同志也一定不高兴，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你安了。两头不讨好，何必呢?
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在与匈奴的交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卫青、霍去病亡故后，将帅后继无人，朝廷上下又觉得匈奴已经臣服，不必乘胜追击，甚至主张恢复和亲。“攘夷必先安内”的说法再次抬头，就连太子刘据也觉得没必要再打击匈奴了。那么，匈奴之患是不是真的平息了呢?我们看看汉宣帝的武功就知道了。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这次胜利是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
所以说，匈奴之患直到汉宣帝时才彻底根除。汉武帝的对匈政策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可惜的是，汉武帝的这一战略因为汉武帝以及卫青、霍去病的逝去而被迫中止，知道汉宣帝的时代才得以完成。
四、沟通西域，抵御霸权
“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拆除的时候，我曾经故意将之读作“学大汉，武立国”。虽然汉朝的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但因为汉武帝的原因，汉朝的武功是非常鲜明的特色。汉朝以武立国不是欺凌弱小，而是团结西域各国，共同对抗蛮横的匈奴，其结果并非称霸一方，而是万国来朝。
回想建国之初，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周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紧紧团结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亚非拉的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如果没有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联合亚非拉就是汉武帝沟通西域精神的体现，对抗美苏霸权也是汉武帝抵御匈奴的现代版：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都是联合弱小，对抗霸权。所以当时的世界格局是，美苏虽强，却免不了忌惮中国;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周围。这一形势，和汉武帝时期非常相似。
但是好景不长，自从中国人对越发动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对中国产生了忌惮，“中国威胁论”也随之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国的谋士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对邻居动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团结西域，就能制衡匈奴;欺负弱小，就只能向匈奴献媚。汉武帝选择了前者，这不光是君王的尊严，也是整个民族的尊严。
中国原子弹爆炸之前，在美国的华裔和其他有色人种一样，上公交车也不能坐前面的位置，只能到后面站着。有一天，一个华裔如往常一样，上了公交车就径直往后走。但是司机叫住了他，司机说：“你不用站后面去了，前面有位置，你尽管坐。中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位华裔平生第一次在美国的公交车上坐下，到站后，他很快下了车，然后一个人躲起来痛哭了一场。
也许有些人会说：国家富强和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或许这个问题不容易正面回答，但我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有两个民族没了国家，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吉普赛人。
五、打击豪强，建设国家
汉武帝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敢于打击豪强。一般而言，“劫富济贫”的事只有罗宾汉这样的侠盗才会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只会做“劫贫济富”的事。所谓“劫贫济富”，就是《让子弹飞》里说的“赚穷人的钱”。但是汉武帝偏偏是优先打击豪强。迁茂陵，迁朔方，都是优先迁豪强。有人说茂陵当时的富人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将豪强迁入茂陵完全是为了瓦解豪强的势力。迁朔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尽快建设一个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