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约前250—前186年)，字子房，颍川城父人，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今河南禹州)任过五代韩王之相。
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帮助吕后扶持刘盈登上太子之位，被封为留侯。
他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表现出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后世敬其谋略出众，称其为“谋圣”。
司马迁的《史记》是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其中“世家”记录着活跃在帝王身边的贵族、侯王的兴衰史，《留候世家》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留候就是指有着“汉初第一谋臣”之称的张良。
张良、萧何、韩信被史家誉为“汉初三杰”。萧何为刘邦的幕僚长，位列第一功臣，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乐观，最后被刘邦所猜疑，被捕下狱，险些治罪;韩信拥有重兵，战功赫赫，但素来被刘邦所猜忌，最终难逃被诛杀的厄运，可悲可叹;唯有“谋臣中的第一高人”张良，在汉初帝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王者师”的角色，始终受到刘邦的尊重，以至于成为古往今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来保护自己的范例。
司马迁在《留候世家》的记述中，文学色彩并不是多浓厚，前后都是运用了一种平淡朴实的笔法，描述了张良如何从一个拥有报国之志的青年，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汉王出谋划策，争夺天下，然后在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又急流勇退的传奇而又富有智慧的一生。民初史学家李景星在其《四史评议》一书中论曰：“史传例不称字，而《留侯世家》独称字，以高帝常字之也。凡此，皆太史公推重子房处。盖子房乃汉初第一谋臣，又为谋臣中第一高人，其策谋甚多……”又曰：“《留候世家》尤妙在‘老人授书’及‘四皓定太子’两段，全于淡处着笔，虚处传神，使留候的逸情高致一一托出，信乎其为文字中之神品也。”
《圯上逢黄石公》一段，有传奇色彩，但司马迁未加任何修饰，就像给我们讲述一个很亲近很实在的故事。张良桥上遇黄石公，正是自己的理想抱负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博浪沙击杀秦始皇不成，历经十年磨难，巧遇黄石公，从为老人拾鞋穿鞋，几次相会，到老人赠书，展示出张良的不凡气量和隐忍有容的人格魅力，也说明了张良已经从一个江湖的豪侠之士，变成了一个成熟、深沉、机智识变的不平凡人物，为后来成为“王者师”埋下了伏笔。
《谏止复立六国》是张良政治智慧的一个出色表现。当时刘邦被项羽困在荣城，忧心如焚，急不可待的寻求破楚的良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提出了重新封立六国，想借助六国君臣百姓的力量来削弱楚国。刘邦把握不准，就去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当时就对这一决策进行了否决，并且针锋相对的论证了这一策略的不可行性，同时指出了这一策略失误的八条原因。
张良巧妙地以商汤伐夏桀而仍然封其后人于封地为例，把楚汉相争的严酷现实和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的历史加以对比分析，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重新封立六国，只能断送汉王创下的伟业。
在这里，张良善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此外，在向君主谏言时，能把自己置于适当的位置，既雄辩，又不气势张扬，既严肃地指出厉害关系，又不置君主于难堪的境地，这种知彼知己、把握分寸、刚柔相济的主宰形势的能力，无疑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作用。
司马迁在《四皓定太子》一段里，把张良的政治智慧又推向了一个层次。汉高祖想废掉太子，欲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吕后惊恐万状，向张良寻求良策。张良说：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群臣百余人何益?张良冷静地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汉高祖为成就帝业，可以采纳他的意见。如今天下安定，处理家庭骨肉之间的事情，汉高祖就不会这么容易的采纳自己的意见了。张良正是基于对客观形势及自己在这一格局中的位置的透彻分析，才决定采用了与上次谏止汉高祖重新分封六国时的不同策略，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即借助四皓的力量来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
这个目的达到了吗?司马迁运用绘声绘色的描述回答了这个问题。“鸿鹊高飞，一举千里。羽翩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赠缴，尚安所施!”汉高祖面对戚夫人的悲泣，唱起了这支楚歌，这是一首汉高祖无力驾驭局势的无可奈何的挽歌，也是一首别出心裁的张良出色的政治智慧的赞歌。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事件，层层推进地凸现了张良出色的政治智慧。
《留候世家》的最后一节便写到了张良急流勇退。张良大半生用智谋为汉王争得天下，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规律，他是深知的。急流勇退从理论上讲，虽是消极的，但它的确是一颗在特定历史时代各种复杂而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相互制约下结出的历史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