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邑考在书中笔墨不多，在人们心目中应该是个孝子的形象。
作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比较客观，一方面伯邑考是个忠于孝道的厚重角色，但另一方面，伯邑考的性格中又表现出某种情绪化的强烈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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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按照父亲姬昌的推算，他被囚羑里已经七年，应该平安归来。为此，他在出行前还特意叮嘱儿子不可轻举妄动，只能顺天待时。但伯邑考见七年期满，不见父亲回返，忧心忡忡，决意“自往朝歌，代父赎罪”。散宜生表示反对，因为主公说过“七年之厄已满，灾完难足，自然归国”。但伯邑考坚持要去，理由是父亲被囚羑里，举目无亲，“为人子者，于心何忍?”
伯邑考前往朝歌，完全是出于孝子情感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衡量。
我们都知道最后伯邑考不仅没有完成“代父赎罪”的初衷，反遭杀身之祸，而且险些把父亲姬昌也拖入危境。
很显然，这种出于孝道的选择是有欠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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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邑考在小说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儿子角色，更是一个国家治理者的形象。评价他，不能用机械的“孝”的标准，而应该采用“义”的尺度。
伯邑考无意中抛弃的，正是国家大义。他携带三件国宝，预备博得纣王欢心，好放父王归还。亚相比干看了叹息道：“此宝虽妙，今天子失德，又以游戏之物进贡，正是助桀为虐，荧惑圣聪，反加朝廷之乱。”
事情的确如此，即使这些宝物真能赎回姬昌，满足了伯邑考的一片孝心，却助长了昏君的淫靡之风。
很难说伯邑考做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伯邑考情绪化的弱点在妲己的诱惑面前再度显露，结果送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死还给姬昌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消解纣王的疑心，父亲不得不吃下爱子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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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姬昌的危险也并没有消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大臣散宜生谋划贿赂费仲、尤浑二贼，才骗得纣王，使主公平安归国。
不能否认，伯邑考的仁孝之心真实感人。但在西歧与朝歌之间的善恶冲突中，这不过是小孝，不是至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