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达官富商，还是名流要人，多少年来，遭人假冒、被人蒙骗的事，不知有多少，而且被冒被骗还常常花样翻新，奇招迭出。这类事件一经披露，闻者无不为之愕然。然而比起假冒皇帝、蒙骗太后，前者所为可就小巫见大巫了。不消说，遭人假冒的皇帝即为光绪，被人蒙骗的太后即是慈禧。那么，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又是些什么人?假冒光绪、蒙骗慈禧的用意何在呢?
这两起事件皆载于近人刘禺生晚年所著《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是书卷首中云，他是有感于友人鼓励他“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乎，是亦国故文献之实录也”，因此“日书世载堂杂忆数则，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他既本着“文献之实录”的原则来写这本书，那书中所记，应该史有其事。有些事刘禺生即使不是亲历者，也是目击者，如假冒光绪案，他就列席参加了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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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光绪，事发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事发地就在刘禺生的故乡武昌。那年某日，武昌金水闸大街上忽然出现了一主一仆两个陌生人，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主人看上去二十来岁，长得瘦高肤白，酷似光绪;仆人四五十岁，下巴净光，说话尖声尖气，一副太监相。两人都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们租住于一处公馆，平时足不出户，饮食起居堪称奢华;仆人给主人端茶送食必跪，言必称“皇上”，自称“奴才”。当时有一个也正租住在这幢公馆里的湖北官员感到很奇怪，于是就告诉了他的同僚。此事很快就在武昌街头不胫而走。大家纷纷问疑：光绪不是被慈禧囚禁在瀛台么，怎么跑到武昌来了呢?
汉口的报纸舆论同情光绪，非议慈禧。现在武昌发现这主仆二人，不久就有一些报纸未经核实就纷传光绪从瀛台逃了出来，到湖北想寻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保驾。上海一些报纸为吸引读者眼球，也捕风捉影，转载此事，一时间，光绪出现在武昌就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不久，公馆门前已是一片熙熙攘攘，原来“皇上”来到武汉的消息一经传出，前往拜见者络绎不绝。他们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口称：“恭迎圣驾。”冒牌光绪也煞有介事地举手示意，答曰：“不必为礼。”一些大小官员知道“皇上”驾临武昌，觉得是巴结的好机会，纷纷前往跪拜，进献款物，以表忠诚。
对于“光绪”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没有人怀疑吗?
当然有。最先怀疑冒牌光绪的不是别人，恰是曾经做过刘禺生的老师、时任江夏县知县的陈树屏。陈知县闻知此事后，曾亲自前往查看究竟。察访之下，那一主一仆奢侈的表象还真让陈知县吃了一惊。只见冒牌光绪用的被袱绣着金龙，玉碗上也镂着金龙，玉印上也刻有“御用之宝”四字。陈知县毕竟见过世面，不为表象所迷惑，见了冒牌光绪，他还不卑不亢地问对方：汝为何人?冒牌光绪语带威胁，不屑地应道：见到张之洞，我才可以透露。言罢便不再开口。这一交手，陈知县就察觉到了对方底气不足。这就更使他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冒牌光绪不多言，仆人也守口如瓶。这时候，一帮地方泼皮无赖居然强拉硬拽将仆人弄到浴池洗澡。他们想弄清楚仆人到底是不是太监。到了浴池，脱去衣服，仆人露出了真身——“验其下体，果阉人也!”证实了太监的真，人们似乎也相信了冒牌光绪的真。应该还是陈知县的主意吧，他疑问不减，并设法找来光绪的照片，用以比对冒牌光绪。但两人长得确实太像了，仅看照片，看不出多少破绽。于是陈知县又向北京有关部门发去密电，请求协查。
不几日，北京的反馈来了：光绪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囚禁中的瀛台。得知这一确信，陈知县再观察那个冒牌光绪，竟觉得此人举手投足处处流露出一种类似伶人演戏的意味。他又试探性地询问了他几次，冒牌光绪固执道，见了张之洞，一切自会明白。于是，这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收到了一封信函，信里告诉他，光绪皇帝仍在瀛台，冒牌光绪已把武汉搅得沸沸扬扬，阁下应该出面审讯此人了。张之洞亲审冒牌光绪案终于开庭了。刘禺生也列席参加了那天的审讯。庭审开始，被押解到庭的除了主仆二人外，居然还有一位刘禺生在前文一直没有交代过的他们的“同居者”。首先被带到张之洞面前跪下的自然是冒牌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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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光绪被押下去后，接着传唤仆人。仆人交代：我本是紫禁城内监，因偷窃宫中东西，被人发觉，不得已逃出来，想离开北京。半道上结识了那个冒牌光绪，实不知他姓甚名谁，他让我和他一起到湖北，说自有我的好处。我这就跟他来到了武昌。之后审讯那个此前还没有露过面的“同居者”。此人更绝，没有一句话，只是举着手中那些被袱碗印之类的物件向众人示意，宛若哑巴。众人多认为此人莫测深浅，疑是宫中贵人。总之，审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时年63岁的张之洞正为操心洋务、东南互保等一大堆事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和精力放在此案上，遂将此案交给武昌府江夏县严审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