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为了衬托林则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动派、昏君、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的捣乱与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林则徐的领导下，肯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清代终结后，两极化的林则徐形象再度演变，民国时期的历史书对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评。而1949年后对林的评价以褒为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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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具体来讲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对林则徐的评价还是有好有坏。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然肯定林则徐“不顾一切，毅然禁烟”的行为乃“民族之光也”，但却同时批评“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批评明显多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作者举证认为，林则徐在私函中言及中西技术差距，十分透彻，但他虽有此认识，却碍于名誉，不敢提倡改革。
1949年后，近代史教科书及相关著作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林则徐的历史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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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云云。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着手整顿广东海防，并开始了解国外情况;特别是林则徐有依靠民众的思想，深信“民心可用”，确认民众“必能自保身家，团结御侮”。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给林则徐定位如下：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者和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国桢的《林则徐传》，1995年又出版了其修订本，给林则徐的定位是：杰出的政治家与民族英雄，领导禁烟抗英斗争和探求西方知识的努力，在近代历史上起了先驱者的作用。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美林、陈文蔚的《新编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厉行禁烟政策，但并不反对正常的中外贸易;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张;林则徐用心研究国际形势，派人翻译外国书报了解情况。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郑师渠的《中国近代史》，书中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开放中英贸易，但要求进口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林则徐反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径，但是并不禁止外商进行正当贸易;林则徐还不顾清政府高级官员不得与外国人往来的惯例，向他们宣讲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沟通了中外之间的必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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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为了衬托林则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动派、昏君、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的捣乱与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林则徐的领导下，肯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