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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认为,“执豆笾,骏奔走”虽然是“奉宗庙社稷之小事”,但“不可以不敬”“不可以不专”。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周旋必不合度,其进退必不得宜,其思虑必不固,其容貌必不庄。而祭祀的关键是礼,礼的关键是敬。随便用未经训练的太学生代替斋郎,失礼失敬。太学生的本业是学习儒业,以学生代斋郎,耽误学习,荒废学业,得不偿失。以学生代斋郎,名义上没了斋郎,缩了编制,减了开支;实际上斋郎仍存,成本更高,损失更大。文章理据充分、论证透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政论文。可韩愈还是落选了。
韩愈落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善夤缘,“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二是他的古文与科举文两者价值观的不同。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西汉以前那种以散行为主的文章;而科举文是句式整齐、讲究对偶的骈文。韩愈古文主张“文以载道”,载天地人文之道,载周公之道,载孔孟之道;科举文注重形式精美,骈偶巧丽,两者背道而驰。尽管韩愈的应试文写的也是骈体,但他的古文主张让众多迷恋骈俪者心中不快。
回看俳优辞数月心不宁
这次落选,令韩愈觉得参加这样的科考是对自己的侮辱。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这种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好几个月都羞愧不安,决定不能再考了。好友崔立之写信劝勉韩愈,一定要考中博学鸿词才好做官。他把韩愈比作献璞的卞和,只有等识玉者剖璞见玉,然后天下人才会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即使像卞和那样两次被砍了脚也不算耻辱。
韩愈这下可找到了出气筒,几乎把所有的郁闷和怒火都发泄到《答崔立之书》中: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所谓的博学鸿词,如果真是现在科考文这个样子的话,那古代的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一定会感到惭愧而绝不应考了。
不过,韩愈最终还是参加了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结果仍然是名落孙山。
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一年,前后近十年,韩愈七次科考、六次落榜。照今天看,韩愈是一个典型的落榜生,而且是无数次落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生的失意者,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成为重振文风的旗手。
两百多年后,苏东坡接受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为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庙碑文。面对这位文坛巨擘,曾经自诩“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也”的苏轼,却感到无从下笔。“一日思得颇久”,竟然“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仅仅一个开头,就写了百十次,却没有一个满意的。正在苦思冥想之际,忽见一纸从眼前飘过。可当他定睛再看时,那纸却不见了踪影,但上面的字早已印在他的脑海中了。于是,苏轼大笔一挥,把已经写出来的各种开头统统勾掉,然后写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