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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12月，唐朝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场险些导致唐朝灭国的“安史之乱”就在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后世在提及“安史之乱”的时候，往往还会说到一个人，那就是此前曾积极推行让非汉人将领担任藩镇节度使的宰相李林甫。正是由于李林甫倡导的这一政策，使得安禄山等胡将趁机做大势力，并最终发动了叛乱。所以很多人都将“安史之乱”的“黑锅”扣到李林甫头上，认为他才是一切祸事的根源。那么问题来了，李林甫为什么要将大唐的边疆重镇全部托付给外族将领把守呢?难道他一点都预见不到这些将领反叛的可能性吗?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得从天宝(唐玄宗年号，742年正月-756年七月)年间发生的两件所谓“阴谋”开始说起。
李林甫担任宰相期间，唐玄宗已经越来越疏于政务了，国家的大部分事务都是李林甫说了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林甫才是当时大唐帝国的真正操盘者。然而，唐玄宗虽然不想管事，但有人却想管事，那就是唐玄宗的儿子、皇太子李亨。于是，太子和宰相之间的权力之争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李林甫集团无疑是朝廷中最有势力的一派，但太子集团也不弱，其中骨干成员有左相兼兵部尚书李适之、掌管朝廷财政和运输大权的韦坚(太子的内兄)、户部尚书裴宽、刑部尚书裴敦复、陇右兼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太子的密友)。由于这两个集团都将对方视为死敌，因此双方很快就在朝廷上打起了“擂台”。
746年，李林甫安排自己的亲信杨慎矜向皇帝报告说太子与韦坚、皇甫惟明等人正在一起策划发动政变。皇帝听闻后立即派人调查。调查出的结论是什么至今已无从得知了，但处理结果却颇耐人寻味，太子李亨本人并未受到任何处罚，太子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却遭受重创。宰相李适之主动请辞，韦坚、皇甫惟明都被贬到外地。
然而事件到此仍未结束，不久后，李林甫又指控李适之、韦坚、皇甫惟明等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唐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一面之词，下令赐死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服毒自尽，大批追随者被贬职流放。太子集团骨干中唯一没有遭受噩运的是裴宽，但经历这番波折后，他决意远离官场献身宗教。李林甫和太子的这场对决以李林甫全面胜出告终。
747年，李林甫又把新的目标盯上了一个叫王忠嗣的藩镇节度使。王忠嗣是将门之后，他的父亲早年战死，唐玄宗将其收养在宫中长大。王忠嗣一直与诸王子，尤其是太子保持很密切的个人关系。从742年至746年，王忠嗣担任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后来皇甫惟明被李林甫整垮后，王忠嗣又接任了陇右、河西节度使。
王忠嗣镇守边关成绩斐然，加上他在朝廷中又是偏向太子这边的人，这就让李林甫感到寝食难安。于是，他就利用唐玄宗对儿子的不满趁机指控王忠嗣已私下答应太子帮助其登上皇位。唐玄宗闻讯后大怒，立即下令逮捕了王忠嗣。经过一番审讯，唐玄宗认为对王忠嗣的指控没有实据，但还是将他贬为汉阳太守。
在经历过两次“阴谋”事件后，李林甫认为让那些在朝廷里拥有根基的将领控制边境藩镇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凭借手中的兵力做到里应外合。于是，他向唐玄宗陈说了这种局面的危害，并提出让非汉族将领担任藩镇节度使的好处，因为李林甫认为那些外族将领的野心只在军事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至于节度使会不会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叛乱，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所有节度使同时造反，如果只是一地发动叛乱，那朝廷自然有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压制。
唐玄宗经过一番思虑后认为李林甫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唐朝的藩镇节度使开始“大换血”。在此后几年时间中，李林甫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外族节度使依旧有很好的掌控能力，即便如安禄山这样拥有很强势力的节度使，也对李林甫非常畏惧。
753年，李林甫病逝。他的边境政策在继任者杨国忠手里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这才导致了朝廷对那些外族节度使逐渐失去控制。755年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乱”就这样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