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宪宗时期，宦官不仅大规模的参与朝政，宦官集团还渗透到了政府各部门，掌管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官职，甚至可以直接干涉皇帝的任选，宦官的强大势力让唐宪宗有所顾忌，所以在谏言的处理上往往采取了不公正的做法。
其次是唐宪宗刚愎自用听不得忠言的性格，他曾屡屡扬言群臣进谏者，若事后查明为诽谤朝政，则要杀一儆百，唐宪宗的行为更是大大打击了御史的工作积极性。
没有制度保障，进谏完全凭皇帝的心情，所以在皇权专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朝代的末期，社会动荡，权臣当道，御史的生存更是难上加难，发生在元稹身上的“争厅事件”就可见一般。
元和四年，因严砺贪腐案，元稹被贬洛阳，他虽然感到不公，却依旧恪尽职守，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好事，《为河南府百姓诉车》就是其中之一。
“河南府耕牛素少，昨因军过宰杀，及充递车，已无大半。今若更发四千余车，约计用牛一万二千头……即来岁春弄必当尽废，百姓坐见流亡。”——《为河南府百姓诉车》
《为河南府百姓诉车》一事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元稹对河南府牛车算的一笔经济账，实际说的确是元和四年讨伐承德军期间，李元素误命俗四千余车牛车搬运粮草之事，同时还影射了当时主战的宦官集团的无才与愚蠢。
得罪了宦官集团的元稹被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召还西京。途中，元稹夜宿敷水驿站。按照旧例，先来到上厅的不用为后来者让厅，但元稹到了馆驿并先占了上厅后，不仅被后来的宦官仇士良等人强行让厅，他们还用鞭子殴打元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古代许多士大夫终身的追求，为了达到心中的理想，他们不惜直言犯上，只希望皇帝能励精图治，所以对宦官以损失身体的方式进入仕途这的方式极为鄙视。
所以除了身体的痛，被宦官“败面”的元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羞辱，心灵上的打击更加让人难以承受，更让元稹难以接受的是，“争厅事件”之后，宪宗不仅包庇宦官，还将他贬到江陵，一呆就是十年。
宦官扰乱朝政，皇帝不听谏言，说真话的谏官屡屡被贬，这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唐代末期的谏言制度正在逐渐走向弱化，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君主专权的膨胀，谏言制度迅速走向衰落，正值且有才学的人当谏官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谏官群体的素质遭到了不可逆的降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谏官长期结党营私，皇帝开始从制度上消弱谏官，谏言制度也迅速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