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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的印象中，唐太宗是个仁慈宽厚、气度恢弘的皇帝，无论对待大臣还是百姓，都能做到极度包容、爱护，堪称“尧舜之君”。但根据事实来看，唐太宗并非总是如此，偶尔也有猜忌阴狠、冤杀臣民的表现，比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之一的张亮之死，便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张亮是郑州荥阳人，早年间以务农为业，在隋末投靠瓦岗军，隶属于李勣的部下。等到李密兵败后，张亮随李勣投降唐朝，并在房玄龄的推荐下进入秦王府侍奉李世民。等到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矛盾白热化后，张亮奉命到洛阳联络山东豪杰、招募私党，结果被人告发下狱，虽然遭到严刑拷打，却拒不肯供出李世民，由是令后者感动不已。
等到李世民登基称帝后，张亮因功升任右卫将军、怀州总管，封长平郡公，此后20年间，又相继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光禄卿、豳夏鄜三州都督、相州大都督长史、工部尚书、洛州都督、刑部尚书等职，封郧国公。不仅如此，张亮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16位，位次比侯君集、程咬金、李勣、秦琼都要高，由此可见其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地位。
张亮虽然出身行伍，但却不擅长领兵打仗，反而在行政管理方面颇有成就，在各地任职期间抑制豪强、抚恤贫弱，推行过不少善政，由此深受百姓们的爱戴，但却也因此得罪过不少的权贵。张亮在朝中、地方上为官多年，不仅政绩、口碑极佳，而且深得唐太宗的器重，然而就在他行将致仕之际，却遭遇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何呢?
原来，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三月，陕州人常玄德向朝廷上书告变，声称张亮豢养骁勇善战的义儿500名，有谋反的嫌疑。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诬告，常玄德又将张亮交结术士的“罪状”全盘托出，宣称他日夜与术士程公颖、公孙常等人密谋，屡有不轨之举。唐太宗此时正是卧病在床、疑神疑鬼之际，见到常玄德的奏报后怒不可遏，立刻派宰相马周查验此事。
马周先将程公颖、公孙常捉来，审问他们是否跟张亮有不轨之举。不知道程公颖、公孙常受了谁的指使，还没等用刑，便将张亮的“阴事”全部告知马周。据程公颖坦白，张亮曾告诉他自己手臂上长有龙鳞，应是人主之兆，若举兵造反的话，必当建立跟唐太宗一样的功绩;而公孙常则说，张亮自认为名字应和谶语“弓长之主当别都”，有做皇帝的命。
宰相马周的画像
程公颖、公孙常坦白罪状后，马周据此上报唐太宗，后者勃然大怒，将张亮押进宫中亲自审问。看到常玄德的举报信和程公颖、公孙常的供状后，张亮连连喊冤，坚称自己被政敌陷害，并向皇帝自述先前的功劳，以表明自己的忠心(详情见《旧唐书·卷六十九》)。
其实，但凡思维正常的人都清楚，密信和供状的内容荒唐至极，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试想一下，如果张亮真的有谋反之心，必然会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进行，以防止被朝廷抓到把柄。然而，公开豢养500名骁勇凶悍的义儿，并明目张胆地向术士透露自己的野心，此等极为反常的举动，绝不是谋反者应该做得，反倒像是主动求死。
然而，不清楚李世民是对张亮早有猜忌，还是被愤怒烧坏了脑子，总之他根本就不听张亮的辩解，一口咬定他就是想谋反。按照唐律的规定，死刑犯需经三司会审(刑部尚书、御史大夫、大理寺卿)，待罪状确定无疑后，才能被判处死刑。然而，唐太宗竟然置法制于不顾，即刻便想处死张亮。
朝臣慑于皇帝的威严，大都缄口不言，唯有将作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不应该草草地判处死刑。可盛怒中的唐太宗怎么肯听从一个小官的意见，所以张亮还是很快被杀(“命百僚议其狱，多言亮当诛，唯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斩于市，籍没其家。”引文同上)。
处死张亮后，唐太宗深感懊悔
然而张亮死后没多久，恢复理智的唐太宗便深感懊悔，认为揭发他谋反的证据不合常理、漏洞百出，背后肯定存在着莫大的冤情。正因如此，唐太宗事后拔擢李道裕为刑部侍郎，并称：“朕觉得李道裕胜任此职，因为在议论张亮谋反一案时，只有此人认为证据不足，现在想想很有道理，朕因为没有听从，到至今仍感到后悔。”如此看来，张亮谋反案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