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列传八十一》记载：
文镜故有吏才，清釐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
也就是说在康熙朝久未得到才能证明的田文镜，被雍正皇帝偶然发生并外放实职以后，很快将自己官风整治、管理官吏的才能表现出来，并由此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加倍赏识。但经过康熙朝数十年的官职压制，外放任官的田文镜做事雷厉风行，相当激进。他在敢于解决官场最棘手难题，做事只讲原则不讲情面，只讲立场不讲潜规则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官绅等群体广泛不满，接连爆发了针对田文镜的反制措施。
虽然这些针对田文镜的反对声音其本质都是当地利益集团对他代表雍正改革的反对和抗议，但田文镜毕竟是导火索，此时雍正皇帝的态度就足以证明他另一个用人标准。
《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于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的田文镜做出以下评价：
“及为巡抚后，三年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讯安澜，年丰岁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
在地方官员和当地士绅轮番攻击田文镜的关键时刻，雍正皇帝却将田文镜评价为“实为巡抚中之第一”，雍正皇帝对于田文镜的极力维护就是他对官吏整顿、官风整饬的鲜明态度。康熙朝晚期，因为康熙皇帝的倦于朝政、疏于管理，清王朝的官场陷入极度腐败和恶性状态之中。作为清朝中央政府委托管理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是朝政六部衙门乃至决策阶层官员的官风不正、贪腐成风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清王朝的良性发展和对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雍正皇帝在搭建自身政治势力集团的时候，不得不选用一部分“酷吏”来协助自己整顿官场、管理官吏。
所以，对于田文镜在地方因为施政严苛、管理过甚而引起的反对声音，雍正皇帝予以坚定站台，绝对支持，并数次在御批中给予类似“能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远平安”的政治和人身承诺。
因为“九王夺嫡”事件和雍正皇帝自身性格秉性的因素制约，因为雍正皇帝对弊政改革和新政推行对八旗贵族、士绅阶层的利益伤害，让雍正皇帝执政期间有了太多不被理解的掣肘甚至反抗。为了让“康熙盛世”重新发展，为了让清朝走向鼎盛状态，为了实现对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和自身皇权稳定，雍正皇帝只能在搭建自身政治势力集团的时候，注重所选对象的忠心程度、结党与否、对新政的态度、在钱粮赋税方面的特殊才能和对官场整顿、管理约束方面近乎严苛的“狠心”。鄂尔泰、李卫、田文镜作为雍正皇帝的“三大宠臣”，就基本代表了雍正皇帝执政期间的选人、用人标准，并为雍正皇帝、为清王朝做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