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姜维北伐过于频繁还招致了蜀汉军政两方的一致反对。车骑将军张翼“每与廷争”，强烈反对频频出兵;谯周作《仇国论》;诸葛瞻说自己有三罪，其二在于不能“制姜维”;黄皓“阴欲废维树宇”，想让右将军阎宇代替姜维;甚至老将廖化到最后也认为姜维实是穷兵黩武……此外诸如董厥、樊建、杨戏这些人，也是纷纷站到了姜维的对立面。
这种由北伐引起的无端内斗，使本来就混乱不堪的朝政变得更加暗弱不举，加速了蜀汉的内耗。
第二，除了过于频繁，姜维北伐战略的失当还在于攻守错位。
从先天的地理环境看，蜀汉据有川蜀之地，以汉中为门户，与中原隔着高大的秦岭，显得易守难攻。
诸葛亮时代，其根据蜀汉是小国、难以承受高风险的原则，制订了以守为主、以攻为辅的北伐基本方案：以汉中为驻军、屯田基地，出兵由斜谷道穿过秦岭出祁山，伺机攻占凉州。
这种方案的缺点在于运粮艰难(因为要穿过秦岭)，但好处在于北伐遭到失败或敌国来犯时能迅速回防保卫汉中，比较符合蜀汉小国的国情。
然而姜维掌军后很快改变了这一保守方案。他的想法是保守战略虽然安全，但不能对敌军造成有效杀伤，因此决定将汉中门户松开，把故汉中太守魏延的拒敌于外方案改为歼敌于内：
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
他撤了汉中的严阵以待，取而代之的是：
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这种方案，在姜维北伐处于攻势时显得比较有利。他可以将蜀汉的军事中心从汉中移至武都一带(靠近前线，利于运粮)，同时“诱诸羌、胡以为羽翼”，对魏国的凉州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数万军队(连诸葛亮也没能达到如此地步)，如果能攻陷狄道，便是真的做到了割据凉州，可惜魏国征西将军陈泰及时赶到增援，致使汉军功败垂成。
然而，高回报也意味着高风险。当后期蜀汉国力空虚、姜维无力北伐而魏军主动进犯时，这种方案则变得极其虚弱而危险。事实上，263年钟会率军进犯汉中，由于叛徒蒋舒的出卖，汉中的“歼敌于内”方案立刻全面失效，加上邓艾偷渡阴平，最终造成了蜀汉的灭亡。
由此可见，虽说期间出现了不可控因素(蒋舒投降)，但姜维的高风险战略安排，也必然要为蜀汉灭国负一定的责任。
综上两点战略上的失当，便是姜维北伐差于诸葛亮的第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