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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不是挚友，这个是有存疑的。但是作为在人格道德上都有很高修养的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又都是君子之争，他们之间并没有斗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他们是政见不同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斗争，也纯粹是治国理政的理念的不同。
王安石死的早，据说是司马光上台之后，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掉，在南京隐居的王安石，听到后万念俱灰，据说他一声长叹，说把其他的废掉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把保甲法等改革措施废掉呢!在这之后，王安石郁郁而终。
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很高的，起码在人品上，认为王安石是个道德文章都很高尚的人。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缺点就是执拗，就是偏激。司马光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司马光总是维护着王安石的形象，“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而苏东坡更是赞叹王安石“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但是，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的。那么，为何宋代这两位政治家，在改革这方面，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呢?
这源于王安石和司马光对改革的理念的不同。
早在王安石在下面做地方官的时候，王安石就显示了一个搞经济的高手的能力。在自己的任上，王安石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试验，把地方经济搞得风风火火，终于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后来力排众议把王安石调到中央，准备让他主持全国的改革。
其实，王安石改革的主要出发点，就是赚钱。当时北宋王朝的财政情况已经相当恶化。用当时的财政大臣韩琦的话说，就是账面上只剩下一些数字了，基本上没钱了。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替政府赚钱，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王安石在经济上，具有现代的眼光，他认为，钱是可以生钱的，是赚出来的，而不是省出来的。所以他搞的一系列改革，比如青苗法等，一方面是限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另一方面是用小额贷款的方式，从农民身上赚钱。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大大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据说宋神宗看到国库里的数额巨大的钱财，开心的不行，认为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也就下定决心，让王安石继续变法。
但是王安石变法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后人评价说，法是好法，但是让执行的人给搞歪了。王安石为了迅速推行改革，就任用一大帮心怀鬼胎的小人去做官，结果被私欲蒙蔽的这些人，严重曲解了变法的精神，严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也确实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后果。
而司马光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僚。在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上，司马光认为，让钱生钱纯粹是无稽之谈，真正要解除财政危机，就是要省钱。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要开源，而司马光认为要节流。所以，在这个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司马光要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司马光宁愿躲起来花了19年修资治通鉴，而到了时间成熟的时候，出来一举废掉了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还有一个他的特殊的理论，叫破屋理论。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也就是说，改革既要大胆又要审慎。看来，托克维尔颇得司马光“破屋”理论的精髓。
一个是要赚钱，一个是要省钱，一个是要大力推进狂飙突进的改革，一个是秉承破屋理论，王安石与司马光，为此斗争了一辈子。也最终把北宋斗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