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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大唐帝国,在历经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实现了国家强盛,四海臣服,天朝上国的尊号,天可汗的尊称,也在统治者的奢靡,在朝廷之上的昏聩,在地方节度使制度,这一系列的因素之下,而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做所作为也成功的点燃了引线。一场席卷大唐北方的安史之乱,也并没有因为安禄山的被杀而停止,反而也正是这场叛乱,让大唐荣光不在,但一样也让郭子仪横空出世。力挽狂澜,郭子仪是也。而也正是他让大唐国祚得以延续144年。
当靖康之耻的前耻旧恨,当宋高宗赵构驾轻就熟的逃跑,当金海陵王完颜亮以40万大军挥师南下,王权逃跑,你能相信这只是一时之得失,但即便是如此,却有一个文人不顾生死,虞允文,“大丈夫,死则死耳”,自己的1.8万人与40万相比,差距几何?但就是他领着大宋的兵卒在采石之战大败金军,而完颜亮也在逃跑之时被部将斩杀,南宋得以延续国祚118年。
而当时间来当大明王朝,时间来到1449年6月,此时的北京城乱作一团,朝臣妃嫔都已经收拾好细软,随时准备逃难。
而这一切的缘由,则源自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了。与他一同前往的大臣包括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驸马都督 井源等66人战死,几十万大军也化为乌有。而获胜的瓦刺太师一方,除了俘虏了明英宗以外,还率军直抵京师。此时的京师不过老弱病残,而文武大臣损失殆尽,怕不是又一场明朝翻版的“靖康之耻”。
他站了出来。既然有人要死的,为什么又不能是我呢?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京师乱象,需要一个新的领导者,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局势的新君继位。但一山不容二虎,更遑论一国。如果明英宗就义于瓦刺,自己拥立新帝能够保持帝位,尚有一丝苟活之机会,如果明英宗回来了,那么自己又如何处之?而新任皇帝与旧皇帝之间更又如何处置呢?倘若明英宗再度掌权,作为拥立者他必然会是第一个被怪罪,被诛杀的。
我们相信他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他却在朝堂之上开始了他的演讲,南迁的官员怒斥之,对妇人家的太后进行安抚,然后他说出了导致其丧命的主见,立明英宗其弟朱祁钰为帝,生死置之度外,真乃国士也。而也正是拥立了明代宗朱祁钰,面对瓦刺的以明英宗的要挟可以视若无物,然后迅速调集山东等地的兵卒进京勤王,局势也迅速实现了安定,虽然初战失利,但在其稳定阵脚之后,瓦刺也被打败。而一场危机也得以化解,也避免了如同北宋靖康之耻一般的耻辱结局,皇室安危得以保全,几百万的北方疆域也得以安稳,而明成祖朱棣立下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更是得以遵守,这个立国不久处于上升期的王朝也得以延续。
可惜的是,即便于谦为大明江山,立下不世之功勋,延续国祚195年之久,但这对于一样一位忠臣,视权利为囊中物的明英宗却回来了。我想这也是大抵赵构为什么不愿意岳飞北伐迎接二宗的原因吧,而明代宗则用软禁来欢迎哥哥。
而1457年,明英宗复辟 ,等待于谦的也便只能是被杀害。“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也正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即便是处死其的明英宗,都自认为“谦实有功”,可是拥立代宗之过,又怎能不处死。而更为甚者,就是这样一位国之重臣,被抄家之时“于谦始终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无余赀”,身无长物,没有一点余财。
他本大可以顺大臣之所言,只顾及个人之安危,但他却让我们见识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之节气。在那样一个日子,国家动荡、群臣只知自保,后宫慌乱之时,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大明王朝,为这个民族构筑了一道坚不可破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