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忧和说法不无道理。
近年关于各地进行事业单位改革，但编制数量却依然增长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更有学者透露，某地进行事业编改革后，事业编人员比改革前反而增加了2000人，其中包括突击申请编制和囤积编制等行为。
在竹立家看来，这种情况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很多基层单位，工作人员经常处于人浮于事的状态，严重降低了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
对于河曲县被山西省选做机构改革试点的原因，有河曲县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河曲县的财政状况良好、干部工作基础好也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有些地方比较穷，‘铁饭碗’改革相当于断了一些人的谋生路径，难度自然会非常大。”上述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举例称，陕西省某县也曾被选做试点意欲推进同样的改革，但在事业编群体引发了强烈反弹，改革尚未开始便被搁置。
而在山西，在河曲县机构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在此基础上又选定了四个小县作为改革的第二批试点，同样要求推进县域行政运行体系全面改革，实现精编简政、瘦体强身、固本强基，加快构建简约高效的人口小县管理体制。
据知情人士透露，原本选定的第二批试点为12个，后减少为8个，最后仅有4个县接受改革指导意见并愿意推进改革。
与改革迂回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有多名学者及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地方，事业编超编是常见的状况。
对于这种现象，竹立家认为，当地方人员不够用的时候，便会向更低一级的机构借调或者直接雇用编外人员，然后再让这些人参加事业编考试转正。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聂日明更是指出，有些政府机构有事业编制的人员与无编制人员的比例甚至达到了1∶1。
据聂日明分析，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体制是“上下一般粗”，即下级机构需要设置与上级机构同样的部门以进行政策、文件、工作传达。“班子必须要配齐，因为如果不设立同样的部门，那上级部门的文件下发给谁呢。”他指出，“以退伍军人管理部为例，一个县里的退伍军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必须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否则发放给退伍军人的补贴给哪个部门？还有分管文化旅游的部门，有些地方根本没必要设置这些部门。”
对于这个问题，汪玉凯表示，事业编改革的难点之一在于，没有将事业单位的属性进行合理分类，“有些是必须依托行政机构才可以运转的，有些是可以由市场来取代的或者是通过培育可以市场化的，首先这个要分清楚，改革才能更彻底地推进”。
而对于地方普遍存在的超编现象，在聂日明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央对地方事务的财政兜底。
“这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的冗员冗政格局，特别在那些过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大家当然想尽可能多地去增加编制。但如果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也就是说让地方自己赚钱自己花，没钱的地方政府必然有很强的削减支出的自主性。而中央政府的补贴限定在对特定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的保障，这样一来，地方在政策执行方面会更具压力和动力，才能达到精简编制和机构的目的。”聂日明表示。
同时他指出，上级政府想要压缩支出、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工作效率的意愿是好的，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和配套改革需要及时跟进。
而在人员精简的过程中，竹立家认为要有行政法规和政策进行支撑。“1998年公务员制度改革后，人员分流方面始终面临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地方在制定方案的时候要基于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三个原则，以杜绝改革中因为个体私欲导致的紊乱，只有这样改革才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