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万年：从病毒和疾病本身来看，确实展示了这个特点，从奥密克戎的变异株来看，它的传播性在加快，隐匿性在增强，同时对疫苗对感染后所形成的免疫的逃避能力也在增加，从疾病的症状来看，无症状和轻症的比例在增加，致死率也在下降，这是个事实。但是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衡量一个疾病的危害性有两种不同的视角
1、国际上通用的视角，群体视角，而不是个体的视角：重要的是看这个病的死亡率，这个死亡率计算的分母是全人群，分子是感染这个疾病后导致死亡的人群
2、个体视角：往往是对患病的个体来看这个疾病危害度有多重，奥密克戎的症状的严重度在下降，算个体的危害是病死率，病死率的分母是感染或者是患病的人群，分子是因为疾病后死亡的人群
我们搞公共卫生的，搞疫情防控的人，看的重点危害是它的死亡率，如果感染人口量很大，虽说病死率很低，两个一乘，死亡率是高的，死亡的绝对数是大的，所以它仍然是一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它会导致一些超额的死亡，或者叫额外死亡，所以我们在现阶段对疾病的防控手段，包括我们的药物、疫苗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理想状况的情况下，加强防控，对保护生命也是必要的。
白岩松：接下来就关注代价的问题，最近这几个月议论这个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病毒在减弱，对经济的冲击却在加大，我们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你怎么看待代价问题，尤其在经济层面?
梁万年：做疫情防控一方面是要控制住疫情，另一方面是要平衡疫情的控制和社会经济发展，包括老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的维持，如何平衡好它，就是一个均衡的问题，理论上来说，一个传染病的疫情，它必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正常生活的影响，那么如何来衡量，在两害中如何取其轻，就是要用动态的眼光来总体上均衡，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算代价的时候，一定是算总体上的。包括代价付出之后产生的收益，也是要算总体的账的，这种总体上，要加上生命的维护，我们正常的医疗服务的共进，再加上经济的发展，正常生产生活的维护，所以算账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算，它肯定是片面的，应该把社会、民生，大的账，甚至是局部地区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短期的代价和长远的代价，都要综合考虑。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我们中国所采取的防控的策略方针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