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村庄发现人骨遗骸 专家:他们都是青壮年

2022-11-21 09:18:53 作者: 杭州一村庄发

  2月15-2月16日一战,自卫团第八支队在南庄王、新林周附近作战(从如今地图看,南庄王村距离沿塘村大约6公里左右,新林周村距离4.5公里);2月17日一战,自卫团第八支队在衙前凤凰山、航坞山附近作战。

  凤凰山在衙前凤凰村北边,是航坞山的余脉,隔河与瓜沥镇沿塘村、凤升村相望,山不高,像一只卧着的凤凰而得名。从如今地图看,凤凰山距离瓜沥沿塘村大约有3.6公里远,航坞山距离沿塘村12.6公里左右。

  在这份珍贵的名单里,143名阵亡将士,有来自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外省,也有浙江本省籍,其中29人为广西籍,都是自卫团第八支队的;贵州、湖北、江苏、江西、陕西、四川籍各1人,湖南籍3人;浙江本省籍104人,涉及到浙江32个县市,其中绍兴籍15人,牺牲人数最多;嵊县12人,牺牲人数列第二。

  还有一名叫“吴光宣”的士兵籍贯不详,生前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六支队的一名二等兵。

  阵亡的143人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有三名将士,分别是武义的徐应祥、 嵊县的周伟德 、诸暨的杨金高;年龄最大的45岁。

  健在的见证人:第八支队的侦察兵

  82年前,1940年2月17日的那场战役中,如今还有幸存的老兵健在,他叫金允芝,出生于1921年,已经101岁的他,生活在义乌廿三里深塘村。

  金老伯曾在自卫团第八支队当侦察兵。

  当年日本军队入侵后,驻扎在大宅子或寺院等地方,自卫团部队也驻扎在村民家里,侦察兵的工作就是化妆侦察打探日军驻扎情况,报告总部后,再决议攻打计划,而自卫团将士们本来都是农民出身,也算是本色担任。

  金老伯说,在他幼年时,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奶奶和叔叔把他抚养大。7岁开始在私塾念书,读到17岁,后留在私塾教书。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杭州沦陷前夕,当时的浙江省政府迁移到金华为临时省会。1938年6月29日,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组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下设8个支队。

  当年,时任义乌县长吴山民发出公开信,号召全县青年以明朝抗倭的义乌兵为榜样,踊跃报名参军。金老伯响应号召报了名,被选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他所在的大队都是义乌籍人,被称为“义乌营”。

  他考入军士队,在义乌训练了半年多,1939年4月,金老伯又跟随部队到临安於潜、天目山脚下的村里继续训练。同年年底,他所在部队转移到武义继续训练,随后几个大队合并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第二团。

  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偷渡发动钱江战役,萧山沦陷,金老伯他们部队接到命令,赶到萧山增援,金老伯当时分在侦察班。

  老人回忆,在萧山衙前凤凰山一带,他们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持续了大半个月,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简陋,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没有飞机、大炮、机关枪等,他们虽然顽强作战,但因为武装力量悬殊,只好撤退。

  194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十,“那天打了一上午”,老人回忆,当天下午,他们所在的第八支队总部开始往绍兴方向撤退,撤退路线有两种,一种翻山而过进入绍兴,一种就是渡江。

  当时,萧山和绍兴之间有座石头拱桥,叫“杨汛桥”(杨汛桥一带当时还属于萧山县),桥下就是西小江(也叫钱清江),蜿蜒着连接起萧绍平原,河宽水深,从萧山县临浦镇附近麻溪发源,到如今的绍兴市钱清镇后,汇杭甬运河,到绍兴三江附近又汇入钱塘江。

  当年,因为军事力量悬殊,中国军队以破坏部分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的方式来阻挡日军入侵。原本较为宽阔的杨汛桥桥面,被拆除了石板,只剩下一块石板的地方可以通行。

  老人说,日本的飞机在空中往桥上扔炸弹,后有机关枪扫射他们。桥上人很多,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情况,日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大桥,桥断了,一些人当场阵亡;一些人掉入江里,淹死;一些人身负重伤,再也无法挪动,看到金老伯,恳求他把他们推到江里去……

  “在过阳汛桥(应为杨汛桥)时,我卧倒在桥头田埂边时,亲眼看到了敌人的枪弹在四处乱钻,所谓枪林弹雨,我真是亲身经历了。在过桥时桥上躺着一些伤兵,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被打断了腿躺在桥上挣扎呼喊,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老人后来与部队失散,回到家乡,教了半年私塾后,又应召回到部队。随后,部队被安排到丽水缙云休整、训练,继续在浙西南山区抗战……

  后来,老人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退休。那段伤痛的记忆,被老人记录在几年前自行印刷的《生平杂记》里。

  “萧山这场仗我们没有打胜,我也没能多杀几个敌人,实在对不起大家……”谈到往事,金老伯流着眼泪。

  义乌还有一位抗战老兵叫何天德,前两年已经过世了,他和金老伯是自卫团第八支队的战友。

  和金老伯一样,他也是义乌廿三里人。1938年,何天德18岁,报名参军,加入自卫团总司令部,训练半年多后,1939年他从军士队毕业,当了第一营班长,1939年冬天,在武义训练,几个营合并为第八支队第二团。

  1940年1月,他们在武义过完元旦后,接到命令奔赴萧山,“部队领导带我们上了火车,火车一路开到萧山才知道要去打仗。火车上放着很多手榴弹,还有轻重机枪”,老人生前曾口述回忆说,他们到萧山后,驻在衙前附近的航坞山、凤凰山一带,主要负责巡逻、站哨。

  “当时,日军利用长山上的碉堡炮击衙前境内西小江上的桥梁,为其进犯衙前作准备。我们第八支队官兵驻守在凤凰山麓衙前街镇都卫家村,大约有4000人,先后三次在新街、坎山三岔路、绍兴安昌等地与日军交战,阻止日寇进犯,可我们却屡战屡败。”

  据何老伯回忆,凤凰山战斗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我们由于装备很差,敌人又有飞机、大炮、机枪,我们只能边战边退。”一次交战中,看到日本兵靠近,“在离他们30至40米的时候,我迅速扔出了手榴弹,当场炸死日军好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