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2月6日，广州已“解封”一周。
一周内，广州市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并在每日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相关情况。
目前，在广州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商场、餐馆及娱乐场所消费，去各类医疗机构就诊，到药店买药等，凭绿码通行，无需查验核酸，基本实现了“一个绿码即可通行”。针对居民的核酸检测需求，广州各区按需合理配置便民核酸采样点。针对部分公众对新冠肺炎仍存在较大的恐惧心理，多位医学专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奥密克戎毒力非常低，向市民科普相关知识。
随着防疫措施的持续优化，广州非高风险区的生活工作秩序已基本恢复，并逐步找回了昔日的烟火气：地铁上通勤的人、饭店内食客、珠江边散步的行人，都多了起来，夜晚酒吧内也坐了很多看世界杯的球迷……
今年55岁的蔡阳城（化名）是湖北人，自1996年开始在广州打工，从事制衣行业工作20多年。他租住在广州海珠区东部的仑头村，经历了20多天的封控后，在广州解封当日，他赶紧离开广州，前往深圳的儿子家。然而，在深圳住了4天后，看到广州的防疫措施已优化，12月4日蔡阳城又返回了广州的出租房。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因多种因素，广州“解封”后，绝多数提前返乡的务工人员、学生等都没有返回广州。“如果不是离得近，我也不会回。”蔡阳城的打算是，一是讨账，有个老板欠了他几千元，现在难以联系上，他正尝试多种办法要钱；二是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打算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挣点过年的钱，“这一行很多人都返乡了，现在反而不缺事做”。
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城中村，蔡阳城发现，村入口的关卡、水马都撤了，不需要查看绿码、核酸等，均可自由出入。“想不到变得这么快啊！”蔡阳城感慨说，他喜欢“解封”后的感觉，现在每次出门，他都会提醒自己戴好口罩，“自己保护好自己”。
“解封”后，仑头村恢复了生活秩序。12月5日晚，不少人在村口的小街行走、吃饭。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
撤离前，已被封控20多天
“在广州的时间比在老家的还多。”在广州已打拼26年的蔡阳城说，他习惯了广州，广州是他的第二故乡。
蔡阳城出生于湖北阳新县一个贫困家庭，16岁时就失去了母亲，没什么依靠，他很早就出来谋生。上世纪90年代初，在县城学了缝纫技术后，他在乡里搞起了培训班，给即将远赴他乡务工的年轻女孩培训缝纫、制衣技术。后来，来学技术的女孩越来越少，自己开的服装店生意越来越差，1996年他也踏上了南下广东的打工之路。
蔡阳城的打工第一站，就是广州海珠区康乐村。
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零散摊位构成的中大布匹市场逐步形成。2000年后，在政府的整治改造下，部分商户搬入村民自建的临时建筑，部分制衣厂搬入临近的城中村，形成了以制衣为主要产业的康鹭片区。
康鹭片区包括康乐村、鹭江村两个城中村，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辖内有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人来自湖北。由于这里聚集了众多的湖北人，坊间称这一带是“湖北村”。
自今年10月23日广州海珠区首例感染者出现后，疫情在区内康乐村、鹭江村等多个城中村蔓延。在此轮广州疫情中，康鹭片区的城中村因病例众多、防控难度大，备受外界关注。
蔡阳城说，1996年，他到康乐村的制衣厂打工时，这里的服装产业还未形成如今的规模，“是后来一步步扩大形成的”。在制衣厂做了四五年后，他的妻子也来广州打工，租住在位于海珠区东部的仑头村。为了便于和妻子一起住，他离开康乐村，前往海珠区另一制衣厂林立的大塘村，在一家由台湾老板开的服装厂里从事服装加工工作。
2010年前后，蔡阳城夫妻开始单干，他们先从厂里接单拿料，再在自己居住的仑头村狭小的出租房里加工服装，赚取工钱。“这比进厂自由些，收入也高点。”靠着这份收入，夫妻俩养活了一家人，如今两个儿子均已结婚生子。
蔡阳城介绍，凭借过硬的手艺和经验，他接的订单较为高端，加工一件衣服，一般工钱有几十元，高的有上百元。“每日纯做工有12个小时左右，一个月最多休息两三天”，好的月份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差的月份只有七八千元。 “虽说不是重体力活，但也耗时间精力。”蔡阳城说。
蔡阳城（化名）在仑头村租了一室一厅，每月租金550元。这里是他加工服装以及生活居住的地方。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
蔡阳城对此轮广州疫情的感知，最早来自他在康乐村开旧货店的一位老乡。今年10月底，这位老乡在电话中跟蔡阳城说，自己所在康鹭片区被封控了，让蔡阳城趁着还没被封住，“赶快跑”。当时，北仑村未出现病例，尚未管控，蔡阳城不相信疫情形势会如此严峻，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