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艳芬假装上班已经100天。图 / 受访者提供
闲散人士聚集地
等到假装上班的第二周，问题就出现了。
大多数人觉得“假装上班”是短暂的，隐瞒家人还算容易。不少人将“假装上班”作为待业期的过渡，每天维持着一种规律作息，期间找到了新工作，就无缝衔接去上班——至少在父母眼中是如此。这样，还能巧妙遮掩掉那段假装上班的日子。
但这个时代的严峻事实是，从围城一般的职场跳出来后，就再难重返回去了。上一周逃脱糟糕工作的轻松感荡然无存，整日在外闲逛的人们这时意识到：工作并没有那么好找。这样假装上班的无业生活，可能还要延续几个月，甚至持续到来年。
随着假装上班的时间延长，焦虑感也开始蔓延。许念再没心思打卡甜品店，整日窝在朋友家里投简历。投100多份简历，只有4次面试，最后要么是公司不满意她，要么是她不满意那个岗位的要求和待遇。
实在静不下心的时候，许念会去咖啡厅刷一下午小红书和抖音，时不时回复三位相亲对象发来的微信。理性告诉她，“吃喝玩乐不是长久之计，人还是要打工赚钱的”，但“刷的时间越长越不想放下来，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都是手指自己划划划”。她感觉自己在叠buff，除了大龄未婚之外又多了个大龄失业女青年的标签，根本无法开口向父母吐露这种颓废又虚无的生活状态。
2021年8月，被裁员后，小彭很快收到2份offer，当时她对此没太上心，还是拖着行李箱旅行去了。玩了一圈回来再找工作时，已经到了2022年上半年，此时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到5.7%，超过人社部十四五期间把失业率控制在5.5%的要求，“世界变了”。
她如浪花一样随时代浪潮沉浮，好不容易在今年2月入职一家房地产公司，十天后又被裁员。半年时间，见证了教培与地产两个行业的倾塌。小彭放弃了求职，决定在三十岁这年钻回书堆里考研。
应届毕业生同样在感受寒气。今年以来，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6月份达到19.3%创下新高，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里就有1人失业。
莞君就是这五分之一。她今年从二本院校编导专业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听在广州打工的爸妈说这边机会多，便从湖南老家过来了。可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莞君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两度失业，一点微薄的薪水不足以支撑她进行吃饭以外的额外消费，便将假装上班的据点定在了社会闲散人士的终极目的地，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201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是广州的文化窗口，南北两楼各九层的超大空间让它敞开怀抱，包容收留了许多“没法跟家人坦白的辞职人”。广图每天的人流量与节假日的大型商场不相上下，这里的闲人之多也远超莞君想象。
来到每层楼的自习桌前，一眼望过去几乎没几个空位，许多人早早来此占位置睡觉，或是带电脑打LOL、炒股、追剧。当然也有专心学习的人，他们桌上堆的书是不一样的。莞君以此分辨哪些人是她的同类——桌上空荡荡，往往只放一部手机和一两本借来后翻了几页的书，就都是“这个社会上的闲人”。
▲ 广州图书馆。图 / 受访者提供
投简历，是莞君熬过一整天假装上班的方式。她在BOSS直聘与前程无忧中来回切换，变换着关键词搜索后期剪辑、运营、文案的职位，偶尔刷新了几家新公司，招的却是“企业成本管理员”。刷来刷去，就业市场都没有她的位置。
失业第一周，莞君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年轻，还可以再来”。第二周，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找工作这么难？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为什么一切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好？
晚上八点，莞君背着书包挤进晚间地铁，又是没有offer的一天。急着下班回家的人都步履匆匆，她在人群中慢得很突兀。虽说没有上班，莞君依然觉得疲惫，一天下来，她在图书馆坐得腰酸背疼，“每天这么转悠，十几个小时也累呀”。
800公里外，在江西省图书馆准备留学的艳芬也陷入了焦灼。留在南昌老家，遍地是月薪三千的单休工作，能交五险就已经很不错。而她多段短期的、横跨不同行业的工作经历又不具备太多说服力。
“简历脏了”，这是她从微博上看到的一种说法——“好悲哀呀，你有多段工作经历去了解不同的行业，对你来说是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向，但对招聘者来说，这份简历是很脏的，你是不稳定的。”
无法卷去更好的公司，干脆换一条赛道。艳芬同时申了六所英国学校，整日来图书馆学英语，父母都以为她还在上上家公司上班，但也从不过问女儿怎么工作了还在刷妈妈副卡里的钱。
假装上班在此时成为一种惯性，她唯一在意的是被父母发现后还要解释的沟通成本。不过，即便被爸妈发现了似乎也没太严重的后果，如今艳芬在工作日也能安心在家附近的商场里休息，“可能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爸妈发现就发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