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背后，既是因为新冠抗病毒药物的供给量和可及性还相对有限，也是因为在多地感染者中，出现肺部感染的比例增多，公众对“新冠合并细菌感染”存在担忧。
但是，“对于新冠感染者，非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相当于饮鸠止渴。”病毒学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记者。
金冬雁表示，首先，应谨防对“新冠是个自限性疾病”出现理解狭隘化的倾向。这个“自限性”包括了大部分自觉出现较重症状的患者。
“目前，通过CT检查发现双肺影像学表现的多为较小范围的‘磨玻璃阴影’，即程度属于轻度的肺部弥漫性阴影。即使是新冠无症状患者，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绝大部分的轻度的磨玻璃阴影都可以自愈和被人体吸收，并不会对肺部造成永久性伤害。如果肺部阴影在24～72小时内一下增加了50%，那就是‘大白肺’，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金冬雁称。
他还提到，即使在抗原检测阴性之后多天出现“大白肺”，也存在多种可能。除继发性细菌感染外，还有可能是机化性肺炎，即对于有过急性感染史的群体，可能继发出现肺部纤维组织增生的情况。故此，甄别是否合并细菌感染，为临床上决定是否使用抗生素的第一步。如果是机化性肺炎则用激素治疗效果较好。
对于农村地区通过注射抗生素来缓解新冠病情的现象，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科学（传染病）主任医师张振华告诉记者，在感染和重症高峰期，如果恰好碰到合并细菌感染的病人，是有效的。但一般来说，发生合并细菌感染的比例不超过10％。“对于合并慢阻肺、哮喘等基础病患者，可以酌情考虑使用抗生素。”
从适应症来看，抗生素的主要用于防治细菌感染。比如，左氧氟沙星片说明书中明确，可用于治疗成年人（≥18岁）由细菌的敏感菌类所引起的轻、中、重度感染。
根据新冠第九版诊疗方案，对于抗菌药物治疗，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及肝病中心副主任、疑难感染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彭劼进一步对记者表示，在使用抗生素前，需要在临床上找到证实可能细菌感染的证据。比如，感染进程出现久咳不止、脓涕或脓痰等现象，再经检查发现，合并白细胞明显增多、有细菌感染影像表现，这时候，适用于抗生素治疗。
“除了滥用抗生素，农村地区滥用静脉注射的现象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彭劼补充称。
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0年）》，按照给药途径统计，2020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给药占比最高，达到56.7%；按照药品类别统计，报告数量排名第一的就是抗微生物药。
“千万别以为非细菌性下呼吸道感染使用抗生素也没有坏处，短期风险和长期隐患都是很严重的。”金冬雁提出警示，从最小的不良反应来看，抗生素会使人出现精神萎靡、肝脏负担加重等现象；滥用抗生素长远还会增加出现耐药性细菌的机会，使自己及家人更容易受到感染，也会导致体内微生态失衡。
2022年年初，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迄今为止对抗生素耐药性（AMR）全球影响最全面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现在有数十万人死于以前可治疗的普通感染（如下呼吸道感染和血液感染），因为导致这些感染的细菌已经对治疗产生了耐药性。
该研究估计，2019年有超过120万人——可能还有数百万人——直接死于抗生素耐药性细菌感染。其中，下呼吸道感染（如肺炎）的耐药性对AMR疾病负担的影响最大，导致直接死亡40多万人，间接死亡150多万人。
至于将地塞米松等糖皮质激素作为免疫治疗，根据第九版诊疗方案，也只能酌情用于“氧合指标进行性恶化、影像学进展迅速、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状态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
张振华表示，激素的主要用于抑制炎症反应，适用于出现免疫损伤的新冠危重症患者，但也只是短期对症治疗的一种途径。而激素使用剂量和疗程，也需要结合病人病情进展速度、影像特点、基础疾病等因素综合判断。
“激素只是暂时压制发热，且很多时候，对炎症的抑制并不利于机体对病原体的清除。此外，短暂的退热，可能会对患者病情进展做出错误判断。”张振华补充称。
彭劼也认为，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发烧症状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发热，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抵制病毒复制。对于并非高热不退的患者，直接使用激素压制发热，将不利于人体清除病毒。
金冬雁提出，如果在早期病毒还活跃的情况下，使用地塞米松或其他激素进行抗炎，需要同时使用抗新冠病毒药物才比较安全。“如果不区分新冠感染者病情，一上来就用‘抗生素+激素+普通抗病毒药’，风险性极大，不能因为个别耦合性事件将这种错误做法推而广之。根本上，农村地区出现这种做法还是因为新冠治疗药物可及度太低。这一问题不解决，是无法寻找到替代之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