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竹内亮曾在中国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其中有一幕这样的画面：在川藏线上，一名长途司机在加油站停了下来，稍作休整。在休息的时候，他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了手机里的监控，没有打扰屏幕里的家人，随后安静地看了起来。
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再会长江》片段
这个镜头一闪而过，远在千里之外，电子监控消弭了此时空间上的距离。家人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镜头下的日常，被挂念自己的人藏在心底。
监控摄像，作为参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媒介，已经不仅只有监视、监督等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北青报记者发现，在购物网站搜索“监控”，跳出来的商品虽五花八门，外形却大体相似。这些“智能摄像机”价格从百元以内到400块钱左右，其主要的卖点在于，360度全景、红外夜视、人脸识别追踪，可以连接WI-FI进行通话，以及回看三天以内的记录。
因为价格不贵又小巧实用，目前小型监控已成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普遍需求。除了家庭护理属性，摄像头的互操作性也在进一步地增强，以便与其他家居产品实现智能互动。
不过，对于给老年人装监控一事，也有人提出质疑：这种单向的“监视”是否侵犯了“被监视”群体的隐私？尤其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如果家人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提出安装监控，自身似乎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条件。
对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安装监控的场地可以跟老人协商达成，比如说客厅。这种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不一定让渡了隐私。”她认为，这一方式代表着媒介化中家庭关系与情感的变迁。“通过安装摄像头这类技术媒介，老人成为‘被监视者’，子女成为‘监护人’，这种位置的转换表明家庭关系中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则在《书外》这档播客中提到，“从数据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监控并录制）非常可怕。把一个人的行踪24小时全天候地录制下来，我首先会考虑到个人隐私的问题。”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来由。在后疫情时代，小型监控的流行，正在“入侵” 家庭这个最小单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认为的“液态监视”，指向的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流动的、无所不在的监视行为。
对于不同的人群面对被“监视”时的态度，孙萍强调，“在‘老人’的语境下，我们更多地会去关注安全的问题，怕他们出现一些意外。但大家对这种被监控录制的感受，不同代际会产生不同的感知。”
年轻一代也终将会老去，他们这一代对隐私权的认识也比过去的人更加深刻。“老去”，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处境，“如何让老去更体面”，则是社会和个体共同思考并探索的问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为受访者供图、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