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被查前特意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央纪委工作过的人，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模拟演练如何对抗调查。后来真相大白，这个“政治骗子”其实是兰州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
既然大多情况下是虚张声势，“政治骗子”的诈骗伎俩为何能一再得逞，甚至让一些官员长期被蒙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多是满足部分官员的心理需求，让他们不断产生心理期待。
@央视网 微博对此评论：这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骗财骗色还在其次，他们在个别地方更是插手人事，拉山头、结圈子，甚至被冠以“地下组织部长”之名号，其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带坏了党员干部，更严重污染了当地政治生态，影响了社会风气。危害巨大，教训沉痛，不可不察。
“政治骗子”惯用技俩：散布所谓“内幕消息”、营造“朝中有人”假象
“政治骗子”的骗术手段虽然五花八门，但究其原因还是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出了问题。“政治骗子”的共性除了上述总结的两点之外，还会善于营造“朝中有人”假象。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本月早些时候的文章提到，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官场骗子身份各不相同，年龄差异较大，多为体制外人员。如2019年被公诉的政治掮客苏洪波曾是香港某公司的董事长；诈骗山东省原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的是一名道士；在2021年落马的江西建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才柬一案中，骗子团伙里有按摩店老板、老中医等。
办案人员介绍，官场骗子通常借助老乡会、战友会、领导活动等场所，专门结交领导干部，以拓展人脉。他们时刻关注人事动向，问题官员落马后，有的官场骗子便通过掮客，或自己充当掮客，主动联系问题官员及其亲属，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从作案手法上看，官场骗子普遍善于营造“朝中有人”假象。在云南行骗的何清帆仅读过3年农校，却自称“父亲是中央领导，父亲娶了后妈后自己跑到云南做生意”。何清帆打造出高深莫测的人设，经常去北京拍一些以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照片发在朋友圈，让人误以为她有门路。
何清帆认识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后，在两年多时间里以“谈恋爱”的名义，从涂力军手中承揽2.1亿元项目。2019年，涂力军因涉嫌违纪违法问题接受组织审查，何清帆也因涉嫌共同职务犯罪和行贿被昆明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
有关学者认为，官场骗子一直有，且在干部换届、重大会议等特殊时段异常活跃。这些官场骗子积极游走于政商之间，牵线搭桥，散布所谓“内幕消息”，获取一些心怀不轨官员的信任。
云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官场骗子之所以能够精心布局、撒网围猎党员干部，依赖的就是人事变动信息带来的人心浮动。事实上，此前一些干部正是在谋求换届升迁时被套牢的。据山东省纪委监委相关办案人员介绍，单增德派人专门去泰山找道士求签。有道士听出来意，介绍所谓北京的“大领导”，后来单增德前后送了上百万元现金给道士推荐的人，希望能在换届时如愿以偿，最后无果。
如何让官场骗子无处可藏？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央视网 微博评论认为，从傅政华们的教训中，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思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政绩观，补足精神之钙，远离“政治骗子”，做政治上的清醒人、明白人。在完善制度和机制同时，我们更要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政治骗子”，净化被污染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用硬制度破除潜规则，彻底铲除“政治骗子”的生存空间。
除了问题本身的严峻性外，高层对“政治骗子”的关注，还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反腐重心和策略正在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上述文章援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的说法，过去反腐工作的重心在官员身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反腐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反腐打开了新局面，现行反腐策略得到调整，“反腐不仅要针对官员，还要对腐败长期存在的土壤进行治理，倒逼相应的制度建设”。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治理“政治骗子”，就是政治监督精准化的一个可能的途径。
近年来，“政治骗子”仍不时被发现。江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政治骗子”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横行无阻，一方面是拿捏住了部分官员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给了“政治骗子”利用制度漏洞的机会。
当前在打击“政治骗子”方面仍存在法律漏洞。毛昭晖分析说，从刑法角度讲，“政治骗子”的运作属于诈骗行为，但“政治骗子”不是法律概念，只能通过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他认为，未来相关部门应完善法律，这是治本之策。他还提出，应该通过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和治理，倒查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庄德水认为，有的干部对组织的干部考察锻炼机制不了解，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