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工作，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学英语雅思上。毕竟我没有读完初中，初始的英语水平停留在ABCD阶段，连音标都认不全。申请研究生的过程中，申请材料啥的都是英文，我看得一头雾水，也想过找中介帮忙申请，但咨询后发现，写一个类似自我介绍的东西和推荐信就要一万多，我觉得很不划算，还是自己做吧。
这个时期，我有了更明确的学习规划，比如每天花三小时做两篇阅读、一篇听力，复习和总结知识点等等。我也开始管理我的日程，因为我的人生中也有一些想要去体验和娱乐的东西，所以需要合理分配时间。
申请研究生时，我的雅思只考了6分。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疯狂地去学英语，花了700多听了一个老师关于听力的课，其余时间都是自己去摸索，把雅思考到了7.5分。
小小的雅思成绩。
现在读博，我反而感觉对时间的管理更加宽松了，会有点愧疚感，觉得自己还是要更努力一点。我规定自己每天5个小时的专注时间，完全投入在阅读和写作上。即使已经到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因为中学教育的缺失，我还是有一些知识盲区，会把一些字读错，比如把神经中枢读成神经中区。有一些基础知识比如物理学，我完全没有概念。
四、“随着长大，过去的情绪会重新释放”
随着长大，我原以为自己的记忆会变模糊，但相反，它们在我脑海里愈加清晰。过往的情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长大后一点点释放。比如父亲去世那会儿，我并没有怎么哭，但现在每次提到他，我都想哭。
2009年的一天，我接到了远房亲戚的电话，说我爸出车祸，快不行了，送到了北京301医院，让我赶紧过去。我到时，我爸已经进ICU了，当年我16岁。
我爸当时赶着马车，拉了满满的一车砖，在一个T字路口被一辆加速的货车撞倒。听医生说，当时他的肺部破碎，身体里有很多淤血。在病房里，我看到我爸身上插了管子和呼吸机，一直昏迷。我摸着他的手，他的手是温和的，还会自动的卷起来，像是在握着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我爸接触，最后一次的联系。
小小父亲在赶马车时被一辆违反交通信号且未安全驾驶的机动车撞上，致颅脑损伤，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
我一直没哭，直到我爸的遗体被送回了河北老家。发丧的时候我要站在队伍前面走一圈，我听到身边有人议论说，“这孩子怎么不哭？”
我确实没有哭，直到我爸火化了，变成一个骨灰盒放到棺材里面，真的要埋到地底下的时候，我才哇的一声哭了，感到撕心裂肺地难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人了，在此之前，我对死亡都是没有概念的，我不知道怎么感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
车祸后，肇事者对我们进行了赔偿，但我当时是未成年人，监护权在继母手上，我没有分到这笔钱。
父亲没有留给我任何东西，亲戚说，你爸爸辛辛苦苦像牛一样，打工了大半辈子，没有给自己闺女留下一点东西。我记得，他总抽最便宜的2块钱一盒的烟，酒也是最便宜的酒，衣服总是破破烂烂，他没看过电影，没坐过飞机，没逛过商场，也没吃过好吃的。
小小的父亲。
我心里很遗憾，我爸出车祸前，临近中秋节，曾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回家，我赌气回绝了，当时我觉得他和继母一家才是一家人。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和我说话，我不知道他当时会不会难过。我不知道，但我想起这个事情，会觉得我爸是一个太苦命的人，我好想能让他感到更多的爱和温暖。
父亲走后，我和继母也断了联系，但说句没有良心的话，我同时也彻底“自由”了。
我想，当家庭的伤害大于庇护时，切割在某种意义上是好的，但主动切割很难，人是血肉之躯，天生需要亲人关怀，可能老天给我完成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切割过程。
2016年之前，我是很自卑的一个人。除了没有家庭庇护，我的自卑一部分来源于身高。我觉得自己太矮，去上班的时候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和我老公在家，我也要穿很厚的拖鞋。甚至爬山，我都穿着10厘米的坡跟鞋。
另一方面，我心里面总有暗暗的阴影，觉得自己很“奇怪”。我也说不清奇怪在哪，总感觉自己像一只过街老鼠，身边的人都在看我，然后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
直到我开始读研，我才慢慢放下了之前的执念。
时隔多年，我再次拥有了老师和同学。因为小组作业也和大家有了很多的沟通，认识了非常好的朋友。她们给我很大的鼓励，她们好像超越了外表，真正看到了“我是谁”。她们看到的我，我所认同的她们，这些体验凝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在家里，我开始放松下来，把厚底鞋换成了人字拖，出去跑步不会再纠结别人会看不看我、是否觉得我很奇怪了。我想，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更多人更不一样的活法，有的人非常用功，有的人循规蹈矩，有的人乐天享受生活，有的人喜欢划水，有的人标新立异，当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之后，我也接纳了自己的不一样。
但我仍然会有处理不好的情绪问题。前段时间，我表姐看到一张我生母疑似在住院的照片，就转发给我了，当时也没说是我妈，我并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我知道就是她，我哭了。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问题没办法得到解答。我生母和我爸是同村的，应该知道我爸去世的事情，我一个人跟着继母，那日子能好过吗？但她还是对我不闻不问，假装我不存在。当然，她可能有她的苦衷。
哪怕走过十载荆棘的道路，这个事情依然超越了我处理的能力。可能再过几十年，我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我会有勇气去处理、去面对，但大概率，我不会回头看。
五、“最难的是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
出社会之后，我接触过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原生背景、人生选择和行为也会很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