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少地方形成所谓的“行情”。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彩礼高代表嫁得好，谁的彩礼高，谁就嫁得好。人们在谈彩礼时往往会参照当地“行情”，同时也会相互攀比。
在甘满堂看来，一些地方存在高价彩礼，一方面有“男多女少的原因”，另一方也因为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攀比心理“比较厉害”，“高彩礼表示有面子”。“当然，如果家长明事理的话，也能看到高价彩礼会加重对方的负担，导致婚姻的不幸福。”他说。
除攀比心理严重外，一些地方还存在“条件越差彩礼越高、家庭越困难彩礼越高”的现象。对此，甘满堂介绍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家里有儿子的话，也希望嫁女儿时能拿一笔高额彩礼，然后解决儿子的婚事。他说，内地和沿海都有这种现象，一些农村地区会比较突出。
他说，相对来说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比较开明一点，内地农村就存在不考虑对方家庭的经济实力乱要彩礼的现象，“这样的话，肯定会导致很多人结婚困难”。“从一些新闻也可以看到，因为彩礼的问题没有谈妥，本来说要结婚的，但最后就‘吹了’。”
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樊雅丽认为，受传统婚俗观念影响，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消费、过度消费很多，年轻人把婚姻感情变成了物质交换，给年轻人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导致现在大量年轻人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前述在北京工作青年，就有这样的困惑。在他的老家，结婚需要备齐房子和车子，还有数额并不低的彩礼，加上婚后要还房贷，有了孩子还得花更多钱。年近30岁的他，感觉压力很大。
不过，对于“零彩礼”的倡议，甘满堂认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礼”不符合传统婚俗，其可行性仍有待考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是必要的。
在他看来，彩礼数额“不超过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比较合适的范围。
如何破局？
事实上，高价彩礼的话题多次引起社会关注，面对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出手。
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高价彩礼”。
提出“零彩礼”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所在的河间市，2018年，全市所有村庄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专门制定了本村的婚丧嫁娶的村规民约，如针对红白喜事的办事待客范围、就餐桌数、饭菜标准等做出指导性规范。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被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3年。
根据河间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15万元。
今年2月，宁夏泾源县制定出台《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彩礼最高金额不超过6万元，并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并对人情礼金等金额做出了限定。
《意见》提到，要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杜绝讲排场、摆阔气、互相攀比的婚嫁陋习，实行彩礼限高，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酒席不超过10桌。
《意见》指出，坚持婚事新办，倡导取消见面钱、水礼钱、挂锁钱、改口费等加重经济负担的陈规陋习，减少首饰等贵重物品花销。鼓励举办集体婚礼、旅游结婚等仪式简朴、氛围温馨、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同时限制高额人情礼金，人情礼金不得高于200元。
此外，《意见》还规定，对违反上述《意见》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县纪委监委将依规依纪给予处理，各乡（镇）对违反本实施意见的行政村（社区）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对违反此办法的农户，妇联将降低其妇女创业贷款申请额度或不予批准等。
为整治高价彩礼，江西多地在2022年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整治，让彩礼回归于“礼”的本质，提倡“零彩礼”，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在江西广昌县，2022年9月，曾为“零彩礼”的10对新人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这场婚礼在线直播。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表示，“这么热闹又有仪式感的婚礼，是多少彩礼都换不来的。”
3月2日，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关注。举报范围是，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称，发布公告是想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减轻农民负担。标准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超过太多就是高价。
靳小怡表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嫁娶婚姻制度下传统上是男方对女方家庭表达谢意与尊重的礼仪，推行完全的“零彩礼”有可能扼杀传统文化。
“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短期内可以治标，但从长期来看难以治本，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靳小怡说。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破解“高价彩礼”难题？靳小怡认为，在短期内，加大对高彩礼问题严重地区的治理力度，实行动态监督与奖惩机制；在长期内，应以不损害父辈与婚姻双方权益为前提，以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和“自由自愿”为原则，把彩礼金额和结婚程序的决策权“还政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