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说彩礼18.8万，三金衣服婚纱等8万……一谈到钱就上升到态度问题，就是不在乎她”，“我家普通家庭，我爸意见，对方硬要这么多，也能拿出来，但钱就这么多，买车、车位、装修啥的就怕不过。”社交媒体上，山西晋北地区一位网友发帖询问网友，“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接下来该怎么办？”
事实上，现实中遭遇彩礼困境的并不在少数，而“高价彩礼”乃至“天价彩礼”的问题也成为公共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河间市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就建议，“把‘低彩礼’落到实处”，同时在推行“低彩礼”的基础之上提倡“零彩礼”。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长期从事农村人口婚姻家庭研究。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价彩礼”是中国人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彩礼金额在2000年以后不断攀升，并于2010年之后愈演愈烈，在一些地区远超出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成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主因，同时带来发达城镇地区年轻人“恐婚、不婚”的问题，极不利于提升近年来低迷的生育率，给中国人口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
高价彩礼乱象
为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2018年，靳小怡带领课题组进行了覆盖11省的“百村调查”，对农村男性婚姻花费的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在彩礼、婚房、婚礼、谢媒费等多项指标中，彩礼和婚房的占比最大，且存在“西部偏彩礼、东部偏婚房”的地区差异。
“中西部男性成婚难最直观的表现即为‘高价彩礼’，东部受较高房价的影响，农村男性主要面临较大的婚房购买压力。”在靳小怡看来，随着近年来彩礼要价不断攀升，“高价彩礼”令婚姻仪式感减弱、“交易”性质加深。
事实上，有关高价彩礼近些年来一直是社会热点话题，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甚至，有不少交往中的男女因为高价彩礼的问题而分道扬镳的案例发生。
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有超过七成（73.8%）的婚姻都收过彩礼。浙江以超过18万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江西排在第四位，彩礼平均值为11.2万元。
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地结婚收受彩礼是普遍现象，但所谓“天价彩礼”只是个例，有相当部分还是虚假炒作。“一般意义上来说，都是18万元左右，看家庭情况，一般市民家庭，则从五六万到十五六万不等。”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近年来各地的彩礼一路走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北京工作的东北地区一位青年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的朋友最近准备结婚，彩礼已经高达30万元，而且还不包括购置房产和车辆等花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部某县一名村民说，“两三年前我们这边彩礼一般是10多万元，如今不少都是20万元起步。”“这些年我们这儿彩礼一路上涨，从十多年前的8.8万元涨到18.8万元，再到28.8万元，如今一般都是38.8万元。”赣北地区一村民表示。
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高价彩礼的现象也并不鲜见。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福建的莆田地区，2019年之前，彩礼一般要达到118万元到200万元。近年来，莆田市政府多次发布“抵制高价彩礼”的倡议，莆田市东海镇政府还曾号召聘金不超过18万。
“适当的彩礼是社会风俗，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但高价彩礼让本该作为民俗的彩礼慢慢变味，偏离了彩礼的初衷。”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明舜认为，高价彩礼抹杀了彩礼固有的对女方认可和尊重的核心内涵，使之成为买卖婚姻中的身价礼。
李明舜说，高价彩礼歪曲了彩礼的本质，改变了彩礼重仪式、重规矩、重承诺的本意。实际上把彩礼变成了法律所禁止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扭曲了婚姻的目的，婚姻本来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结合，而高价彩礼使他们之间的婚姻变成了一笔买卖。
复杂的成因
高价彩礼背后，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
靳小怡表示，高彩礼的成因复杂，人口转型、传统习俗与现代化等因素相互交织。首先，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直接原因。1980年后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带来3000～500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随着这些年份出生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步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被称之为“新娘要价”的彩礼水涨船高。
她说，由于普遍存在女性“自西向东、从农村到城市”的婚姻迁移，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正是高彩礼问题的聚集地。
其次，以父系、父权、从夫居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父系家族制度及其相应的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礼存续的根源性原因。父系家族制度及嫁娶婚姻模式决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一现象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更为突出，构成了“男孩偏好”“养儿才能防老”和“天价彩礼”盛行的共同诱因，社会习俗在家庭社区层面进一步助推彩礼攀升。
再次，市场化加重消费主义与攀比心理，婚姻被过度物化，高彩礼与“有面子”划上等号，这一现象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为严重。
最后，城镇化、现代化重塑农村代际关系，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大家庭居住模式，结婚时即与男方父母分家成为主流，婚房成为很多地区成婚的先决条件，加上物价房价上涨因素，进一步推动彩礼的上涨与货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