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辞退红线、建议部分岗位向35岁以上群体倾斜、建议给女员工占比高的企业减税、建议对35岁职场门槛增加监管处罚……全国两会上，多个代表委员的建议登上热搜，它们直指当前就业市场的不良倾向，即各种“就业门槛”正在破坏就业公平、影响一些人积极就业的信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14亿多人口大国保持就业稳定，难能可贵，蕴含着巨大创造力。报告同时也提到，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稳就业任务艰巨。
全国两会前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最令受访者犯难的就业问题是性别、年龄、学历等就业歧视依然存在。“年龄35岁以下”“我们不招女性”等，一些用人单位给求职者打上年龄、性别甚至地区等限制性标签，看似是在筛选劳动力，实际是在同等条件下歧视劳动者。不少代表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就业歧视正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阻碍劳动力有序流动、妨碍稳就业目标实现的一大障碍。
就业歧视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它不仅显著缩短社会成员的就业“黄金期”，带来巨大的人才浪费，对企业发展也极为不利。以代表委员多次批评的“35岁职业门槛”为例，它折射出一些企业用人观念的问题，即只注重劳动力“便宜、好用”，忽视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支撑。知乎上曾有一个阅读量400多万的帖子提到，“如果知道35岁就要被辞退，那我还努力深耕一个领域做什么呢”。设置“就业门槛”不仅可能将有能力者拒之门外，造成用工成本上涨，还不利于劳动者投入企业的长期发展。同样，性别、学历等就业歧视也会造成类似的不良效应。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与很多社会问题相连。“只招35岁以下”“只要985毕业生”“几年内不得怀孕生育”等现象的存在，加剧着年轻人的生存焦虑，甚至使有的人不敢走入婚姻、不敢生育。一些地方女大学生就业困难，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对高龄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也容易引发一些劳动纠纷。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置为1200万人左右。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1662万人，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规模均创近年新高；同时，劳动者的技能素养与岗位需求存在落差，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可见，眼下拆除各种形式的“就业门槛”是需要全社会合力纾解的难题。
代表委员们给出不少建议：完善立法和推动司法，提高就业歧视的成本；切实推动人力资源专业化和职业化，既要将年龄、性别等“硬门槛”从招聘过程中抹掉，更要消除用人意识上“软门槛”，真正做到任人唯贤；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引导和助力劳动者提高技能水平，有底气、有实力对就业歧视说“不”；建立畅通的职业晋升、岗位流通渠道，让更多劳动者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既是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破除人为的就业羁绊，纾缓就业压力和就业焦虑，为更多人打开更大的就业空间，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