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抖音、小红书等多家网站平台发布防网暴指南手册和网暴治理情况。近一周以来，各重点平台主动向2361名用户发送一键防护提醒，累计拦截涉网暴违法违规信息401万余条，清理不友善等信息7.2万余条，处置账号8511个。
3月7日，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坚决惩治网暴‘按键伤人’，从严追诉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4万人；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9109件，协同有关部门综合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就加强网络暴力治理建言献策。潮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听听他们对网络暴力问题的感受和建议。
建立快速举报通道，及早出台《反网络暴力法》
全国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陶骏
陶骏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建立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 及早出台<反网络暴力法>的建议》。他关注到，随着网络在个人工作和生活中日益重要，网络上的谣言、诽谤、恶意揣测、人身攻击等亦蔓延到现实，令当事人不堪其扰，深受其害。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被网暴当事人，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刻不容缓。
他发现，在当前的网络治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网络暴力的违法行为和主体认定难，二是网络暴力违法证据取证难、维权成本高。”在前期的座谈调研中，陶骏了解到，一些网暴当事人在生前曾面临投诉无门、孤立无援的维权境地；被造谣“东莞老夫少妻”事件中的当事人，一年多后才等来判决，其申请的民事赔偿仍无着落；而刘学州的亲属，仍在网暴者的攻击谩骂中苦苦维权。
陶骏建议，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他指出，当前法律层面对于网络暴力仍缺乏精确定义以及明确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释，尤其缺乏反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条款作为指引。“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以具体化的法律条文指导司法实践。”
他发现，在网暴的实际维权过程中，受害者往往会遇到投诉入口隐蔽、自证材料众多、举报响应迟缓的问题，应督促平台加强监管责任。“各大平台应设置一键防护功能，同时，建立快速举报通道，向用户提供针对网暴信息的一键取证等功能。”他强调，一些平台为活跃度等考虑，对用户的激烈争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助纣为虐。对此类平台，应毫不留情、严厉问责。
此外，陶骏指出，在被网暴与维权的过程中，当事人往往极度痛苦。但为了讨回合法权益，其需要收集、固定证据，但这个过程，无异于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并且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建议法律界专业人士介入，对其提供免费援助，帮助其甄别、整理证据。
今天下午，陶骏听完“两高”报告后产生新想法。陶骏建议，参考浙江检察机关办理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推动自诉转公诉，确立网络人格权保护公诉原则，同时通过一些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加以警示。
建议平台后端强制实名制上网，引入区块链存证技术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
罗卫红发现，“‘按键伤人’不见血，但恶意吐槽或诋毁造谣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孩子。”
罗卫红指出，在治理网络暴力的进程中，政府也有不少新举措，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由当事人提请刑事自诉转为公诉，成为司法机关对普通民众在网上受到侮辱诽谤以公诉程序查处的首起案件。她呼吁，对于网络暴力和网络欺凌的立法迫在眉睫：“法律的惩罚措施应及时到位，而不是造成重大危害后果才进行事后惩处。”
罗卫红观察发现，网络暴力频发背后有多重原因。“相关法律不健全、不精准；巨大的信息流导致监管难；网络具有的匿名性使得个人的角色定位产生偏差；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向善的力量；个人生活不顺利、内心压力和焦虑无处释放等等。”
罗卫红认为，在网络暴力已经产生重大伤害后果后进行追本溯源，受害者往往需要耗费较高的时间成本。“最主要的是落实平台的监督责任，倡导实名制上网，在平台后端强制实名制”，罗卫红说。
她指出，在治理网络暴力的过程中，要善用科技和文化的两只翅膀。把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应用于网络空间的治理中，以智能换取效能，以算力替代人力。“受害者自己取证不仅艰难，而且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证据可以用区块链的方式固定下来，对受害者来说会便利很多。”
在外在约束之外，还需要加强对网民的核心价值观引领及宣传引导，以向善向上的文化浸润力量激发他们内心的正向自我约束。罗卫红发现，当一个人发表了恶意评论后，很容易引起其他网民的跟风，产生暴力叠加的侵害倾向，导致舆论风向被带跑带偏。“内容发布方和平台监管方有义务进行矫正劝导，及时纠偏，及时制止。”
年轻人互联网渗透率高，正确看待、应用网络的教育应走进校园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
张咏梅认为，在社交平台上带有暴力性或不实的文字、视频，其危害性比现实中更大。在平台和营销类账号的推手下，自媒体发酵速度很快，能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对个人、单位和集体产生极负面的影响。此外，年轻人的互联网渗透率很高，但信息甄别能力还没能相应地提高。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增速不断提高，与之伴随的是各种冲突和诈骗类事件，对网络平台的监管迫在眉睫。
她建议，一方面，从法律层面建立整治网络暴力的制度体系，网络暴力事件参与人数众多，地域跨度极大，需要从立法的角度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性质和类型，重罚重管。另一方面，对于用户发布信息的流程，应当展开全环节的监管过程，实行准入准发以及黑名单机制。“手机是自己的，但发上去的东西是公众的，因此把握住言论的出口尤为重要”，张咏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