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党争在后世被称为君子之争，甚至到了明朝还多有羡慕之人。
那么宋朝的党争为何如此温和？难道当时的读书人就特别高尚吗？
人性是相似的，宋代文人的吃相不比其他朝代要好看多少。
早在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就上疏《朋党论》公然宣扬结党：“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逻辑是不是特别通顺？小人会结党，那么君子为什么不能结党？为了高尚的目的志同道合的君子当然要团结奋斗。
这道奏疏要是在朱元璋手里，怕不是脑袋早被砍了十回八回了，但在气氛宽松的宋朝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读书人和那帮没文化的勋贵宦官到底还是不一样的，干什么事都得占领道德制高点。
当然文人嘴上说的好听，下手也毒的很。王安石、苏轼虽然立场不同，但他们的人品却是不容置疑的。
尤其是王安石，作为宰相不坐轿子，不纳小妾，勤俭节约，私德方面堪称千古楷模。
王安石
但随着斗争的继续，两个人居然莫名其妙都出现了“扒灰”传说，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丧尽人伦的事。
同样的受害者还有后来的朱熹。所以人性是靠不住的，文官集团多读了几十年圣贤书最大的变化就是更狡猾了。
但是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为何没有掀桌子？不是不想，而是无能为力。
在各大集团中只有文官士大夫是没有掀桌子能力的，宋代不但以文抑武，还严格限制宦官外戚干政。
所以宋朝党争属于文官集团自我分裂，只要把有掀桌子能力的团体都赶出舞台，就相当于为党争的烈度设置了上限。
这套制度同样为后世的明朝继承，当然从结果看没宋朝做的好，限制住了武将却让宦官频频得势。
但明朝即便是文官集团的斗争也常常你死我活，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严嵩儿子被杀，自己垂暮之年靠乞讨为生。
文官集团办事总会找到充分理由，比如严嵩被扣了个谋反的帽子。
党争最终一定会发展到烈度的上限，文官士大夫掀不了桌子，但是利用规则体系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敌人还是可以的。
那么宋朝新党和旧党为何没有演变到这个地步？
三、不杀士大夫
根据《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曾立下碑文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明朝虽然也有不杀谏臣的惯例，但并非不杀士大夫，朱元璋亲自操刀的几次大案就杀的人头滚滚。
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文官间的党争想要杀人只要照着律法扣帽子就可以了。
但宋朝呢？不管你给对方扣上什么帽子，也许能将其罢官免职，甚至流放边疆，但终归杀不了他。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如果离弦之箭无法致敌于死地，那这支箭最好就不要射出去。
如果被流放革职之人哪天突然被皇帝想起来了怎么办？官复原职后会不会报复？
所谓“不杀士大夫”的意义便在于此，事情既然没法做绝，那么大家还是当君子做好人比较划算。
党争的危害当然非常大，不但直接干扰朝廷决策，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还会直接决定王朝的命运与走向。
不过出于自身考虑皇帝不一定讨厌党争，但却一定讨厌你死我活的高烈度党争。
把能够掀桌子的力量全部赶出朝堂，然后再用“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为党争双方托底，宋代温和的政治格局就此奠定了。
参考资料：
《宋史》
《明史》
《朋党论》
《避暑漫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