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数据统计明显不靠谱，地方的人口统计也未可尽信。地方志中同样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统计数字。比如绍兴府，万历十四年上报有男子约40万，而女子只有不到18万人。
再如湖北沔阳县，据报嘉靖元年全县男子25346，女子13876，如此奇葩的男女比例，显然不正常。
许多地方志记载的人口数量也明显存在问题，比如嘉靖年间编修的《吴江县志》记载，洪武四年该县有口361686，可到了嘉靖十五年，竟然只剩下了95667。在繁华富庶的苏州府，经历了一百多年太平光景，人口竟然锐减了七成以上，简直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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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这些问题，明朝人自然不会熟视无睹。早就有人指出，每十年大造黄册，“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修造黄册的时候，负责官吏大多照抄旧册，甚至胡乱填写。
清朝建立后，接收了明代的黄册，发现明末的数据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甚至于崇祯年间黄册上的人户姓名居然和洪武年间的一模一样。最神奇的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朝人居然找到了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不知道是哪位积极过头的官吏，竟然提前把下一次要造的黄册都给编好了。
总而言之，虽然明代留下了丰富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否真实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全国数据而言，只有洪武年间的统计较为可信，但即便是洪武年间的数据，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没有把少数民族、卫所军籍，以及卫所管辖的民籍人口纳入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缺失。
至于此后二百余年间明代的实际人口，目前学者大多通过选取较为可信的地方数据，推断人口增长率，然后以洪武年间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估算。在明代人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何炳棣先生认为，14世纪后期明代人口约6500万，万历二十八年约1.5亿。此后学者又有所修正，认为晚明的人口数值可能还要更高，比如《中国人口史?明时期》认为明末崇祯三年人口可能有1.9亿，崇祯十七年大约是1.5亿。
为什么不靠谱
明中叶以后，虽然黄册制度仍在，但户口统计早已失实，这早在明朝就已经为人所知。近代以来却有人不做分析，直接援引诸如《明实录》中记载的数字，闹出了不少笑话。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特别是何炳棣等学者的深入探讨，如今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澄清，而且进入了更为精深的研究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做过于深入的阐释，只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明朝的户口统计会这么不靠谱？
何炳棣先生在名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4）》中给出了这样几条解释：地主豪绅庇护形成隐漏户，官员营私舞弊，并户，变乱户籍，以及由于军籍归兵部掌管，故而不入于黄册。这些理由是成立的，但也不止于此。
一个值得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统计户籍？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统计人口，重点都是为国家赋役提供依据，通过人口统计明确承担田赋徭役的人丁情况。简单地说，就是要统计清楚纳税人有多少，谁是纳税人。隋朝曾经搞过“大索貌阅”，一个一个人照着脸抄录、核对，保证不出差错。
明代初年制造的黄册本质上也是如此，其控制的重点是人。然而，明代赋税的重点并非一直都是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家收入逐渐取决于来自土地的田赋，而不是人头税与徭役。因此，张居正改革要清丈田亩，却对清查人口并无多少兴趣。后来更有所谓“摊丁入亩”之法，干脆全部归并到了土地里。
明代虽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也出现了诸如“人丁附田”、“以丁当差”等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人头逐渐从人口计量单位转变为纳税单位。一个地方有多少“丁”，反映的通常不是人口的多寡，而是纳税单位的多少。正因如此，没有纳税能力的妇女、儿童，特别是女童，不会被记入统计数据，所以出现了男女比例极其悬殊的情况。同理，地方志中屡见不鲜的“半丁”，也就不难理解了，并非出现了神奇的“半人”，而是半个纳税单位。
诸如苏州府的吴江县，为什么会少了这么多“人”呢？显然也和赋税有关。科举士绅不承担徭役，甚至连田赋都未必会交，自然没必要把他们记入册内。虽然科举精英只占了人口中的极少数，但他们庇护的农民却有很多。
后人艳羡江南士绅风花雪月、浪漫快活，可要支撑起这份潇洒，白花花的银子哪里来？当然是农民给的。士绅捞多了，国家就没得捞，所以江南越来越富，士绅越来越阔，而国家纳税册上的人头却越来越少，作为赋税统计的户口数字自然也随之减少。
《柳如是》剧照
不过，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认定明代黄册和人口统计毫无关系。如果完全把《明实录》中记载的户口数字理解为纳税单位，也有些牵强。明后期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应该是混合了各种类型的人口统计之后，最终形成的复杂产物。其中固然有人口统计的数据，但也有纳税单位的情况，还有官吏上下相瞒的人为破坏，很难作为单一性质的数字使用。
特别是晚明以后，赋役与田地的关系越来越大，与人口的关系越来越小，户口数字精准与否，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不会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因此更没人重视黄册的问题，这才会闹出了崇祯二十四年黄册的荒唐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