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新式银行挤压
据史料记载，早在道光年间，山西票号便在济南设庄。有数据显示，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设过庄的票号多达19家。最早在济南设庄的票号是日升昌与日新中。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1850-1852年间，日新中票号京师分号与济南收会业务额从442两增长到20101两，占当年收会的比例从0.073%增长为3.32%，由此可见，济南的票号贸易非常兴盛。
在济南众多的票号中，最著名的当数蔚泰厚。蔚泰厚于道光初年改营票号业务，到1921年正式歇业，历时约九十余年，历经票号业的盛衰全程，是山西票号的典型代表之一。蔚泰厚票号股东为介休北贾村侯氏，首任大掌柜为毛鸿翙。此后，平遥的范友芝、毛洪瀚和杨松龄，介休的赵星垣也都担任过蔚泰厚的大掌柜。
蔚泰厚济南分号设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蔚泰厚设庄于济南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蔚泰厚票号的总体布局。光绪年间正值票号发展大盛阶段，在此阶段，票号业务量增多，蔚泰厚也不例外，为了增加营利，蔚泰厚票号增设分号，山东省在明清时期经济迅速发展，蔚泰厚在此设庄也是情有可原。
那么，这些山西票号为何要选择济南呢？应该是因为济南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地位比较重要。济南自春秋战国起，便是重要的交易地区，明清时期，济南交通便利，人口增多，商业繁荣，且官员较多，所以成为票号设庄地之一。蔚泰厚票号于济南设庄后，立足济南，统揽山东省的业务，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济南分号也在承办济宁、东昌(今聊城)等地的业务。此外，又在济南分号的基础上，开拓了周村市场，设立周村分号。
自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成立之后，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作用，其在接受济南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亦影响济南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山西票号逐渐撤离济南。撤离的原因有三。第一，是济南近代银行的设立挤压票号业务。济南最早的近代银行是山东通济官钱局，1901年改为山东官银号，主要业务为发行钞票、经营存放款和汇兑银两。此外，清朝末年在济南开办的新式银行还有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近代银行和票号业务类型相似，二者属于“替代品”，在济南经济形势并不好的时候，近代银行的增加势必挤压票号的业务，导致票号撤庄。
第二，山西票号整体处于衰败阶段。后期，山西票号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身竞争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加之社会环境动荡、战争不断等外部因素，辛亥革命后，票号数量在逐渐减少。
第三，这个时期政局动荡，济南战乱频发。辛亥革命后，济南与许多地方一样起义频发，时局混乱，导致工商业等受到重创，票号无法收回放款，且战争本身就会致使票号财务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票号信用无法维系，业务不能开展，便不得不撤庄。
虽说山西票号从济南撤离了，但是它们对济南商业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吴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