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吐鲁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中出现的“息男”“息女”，又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中记载一致。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赀簿，按照资产多寡划分等第、征发赋役的文书。朱雷先生通过对北凉赀簿文书的整理研究，指出“可以看到当时实行着一套严密的计赀制度，它上承汉晋，而与南朝又有相异之处”。
敦煌文献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还保留有较多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如对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进行分析、探讨，可知敦煌文献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自东晋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朝自认是华夏文化的正统。所谓南朝文化，就是代表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王素先生指出，“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由此可知，敦煌文化并没有因地处西北边陲而与中华主流文化隔离。敦煌文献中的世俗文献，既有河西地域文献，也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制文献和儒家经典，说明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与中华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论，从莫高窟的创建、敦煌文献反映的河西地域文化和隋唐的主流文化、敦煌的历史发展演变，尤其是匈奴、月氏的人种、原始居地和西迁背景，所谓“吐火罗语”的来源等等，说明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中西交流的“咽喉”之地，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亚、西亚的文化后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