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信是文化自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学科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被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力，也会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我积极推动与美国、欧洲等地知名院校、机构和学者的交流合作。我越来越体会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仅能全面提升学科水平，还可望达到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
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核心课题是研究长时段的人地关系。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全球持续变暖。用现有仪器来观测气候变化，最多不超过200年，如果气候变化本身的周期超过200年了呢？这时就需要历史时期的气象和物候记载，在更长时段内进行研究。而在这方面，只有我国具备延续两千多年、覆盖数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丰富史料，竺可桢先生即是根据考古、物候、方志记载，对中国近7000年来气候变迁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足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作出独特贡献。
在参与ECAI（数字化文化地图行动计划）活动中，我与美国、欧洲、澳洲的同行都意识到将中国独特的历史地理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资源的重要性，从2000年开始与哈佛大学等合作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该项目由我主持，并且在合作协议中规定，所有涉及的学术问题都由我们复旦大学决定，合作方不得更改。历史地图涉及国界的画法，我们要求必须按照我老师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画。美国的施坚雅教授曾提出不同意见，我强调，《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是学者的著作，但代表国家意志，在这个系统中必须遵守。我们使用的软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并且不断更新，但根据中国丰富的史料形成的信息涉及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大，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历史地理信息只能追溯到200年前，它们的目标是300年，而我们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目标是3000年。所以，这个系统的先进性无可争议，并且不存在语言障碍，打开演示操作就明白了。
但要处理中国的历史地理信息，没有通用的代码，没有现成的处理办法，要我们自己研创。例如要实现“一地一码”，即每一个地名在时间、空间、隶属、下辖等任何一个因素上的变化，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代码，现有的编码系统都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我们曾去澳洲与合作方雇用的专家研讨，他表示无能为力，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我们只能自己研发，形成一套完全适用的编码系统。历史地理信息中相当一部分没有严密准确的时间、空间数据，如乾隆年间、晚清、附近、一带等，而系统中需要具体的时间和精确到经纬度的地点，我创新提出了“模糊信息规范化处理”的办法，为系统的构建扫除了障碍。我们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公布这两项成果，都得到充分肯定和好评。
为了扩大成果的影响，便于下载使用，我们在本所的禹贡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网站上及时发布CHGIS阶段性的成果，全部数据都可供非商业性目的免费下载。哈佛燕京网站的下载量远超禹贡网，这个网站也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三个人文社科网之一，也是国际上相关学科研究生的常用网站。
我一直认为，一项成果、一门学科是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不能仅仅用国内的标准，也不能仅仅适用于研究或应用于中国，而应放在世界范围衡量，适用于国际标准，并能应用于中国以外。当初我们研制CHGIS，就是确定了这样的标准和目标。牛津大学一位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到复旦大学访问考察，参观我们研究所，听取对CHGIS的介绍，看了演示。临走时他告诉时任校长王生洪：“你们学校有两个学科是称得上世界水平的，其中一个就是历史地理。”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深知机遇的重要。改革开放给我这样年过三十又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成为谭其骧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并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从此走上学术之路。我格外珍惜这样的机遇，视学术研究为终身至爱，因此尽管年近八十，也还没有懈怠的理由。所幸体力和精力还容许我继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继续探求，不断创新。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复原真相，追求真理，在成果应用时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全社会。并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普及学术，发出理性的声音。
(据采访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