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这些岁月里，杨宝兰说自己还是遇到了一些温暖的事。晚上睡觉用的纸箱子就是借来的，当时“我就和小卖部的老板说，这纸盒子我用完了明天还给你。老板也就答应了。”
在杨宝兰的印象中，这样的好人还有很多：有时候复印材料时，别人看她实在可怜，“块八毛的复印费就不要了”；有时候坐公交车，车费人家也不要了；还有很多人把废品直接给她让其去卖钱。
从2007年算起，作为邻居的刘胡顺已经帮助杨家10多年了，他帮助杨宝兰写申诉材料、寄材料，甚至跑遍京津很多部门。
在刘胡顺的印象中，杨松发是比较瘦弱的，案件也有很多疑点。但他坦言也曾动摇过，担心“搞错了”。
刘胡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电话中质问杨松发“到底有没有杀人”，杨松发坚称没有杀人。正是这三分钟的通话坚定了刘胡顺帮忙的决心。
当年案发地——青静黄河北岸
无罪契机
杨松发的代理律师吴丹红曾对媒体说，当时杨宝兰拄着拐杖找到他，请求他为其儿子伸冤，“感动于其诚意，考虑其经济状况”就免费接手。
吴丹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推动这起案件重审阻力重重，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原审法院。“请求阅卷的合理要求被断然拒绝”。
无奈之下，吴丹红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远程接访，突破原审法官的阻力，而这也只是阅到了审判卷，侦查卷不在其中。2018年12月，最高法院指令天津高院重审此案，之后几个月律师才阅到了包括侦查卷在内的全卷，“一看都是问题”。
今年9月2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开庭再审。吴丹红、赵德芳为杨松发作无罪辩护，出庭检察员也当庭建议改判杨松发无罪。法院将择期宣判。
检方认为，原审判决采用的有罪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杨松发的有罪供述，在案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结合全案证据无法得出唯一结论，不能除出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为杨松发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依法宣告杨松发无罪。
受访者供图：杨宝兰及其家人和律师在法院外合影
命案发生时，杨松发36岁。他刚被抓的时候，作为母亲的杨宝兰都不敢相信，“但（执行）通知书都送过来了，杀人得偿命”。
如今的杨宝兰年近八十，记忆力有些衰退，母子之间的很多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但她有一点始终没忘的是，当时儿子大哭着说冤枉，“就像个小孩儿一样”。
杨宝兰最近一次到狱中探望儿子杨松发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也不怪我，知道我条件和身体不行”。
此前每两三个月，她就会给杨松发捎上一两百块钱，看着其他人给狱中亲属捎的一两千块钱，她不知道儿子在里面能吃什么，“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拿来的钱只能说把他养活，这都是我最大的努力了”。
在听到律师告诉她检方建议改判无罪的消息后，杨宝兰说她绷不住就哭了，哭得很厉害。
可那张再审结束后，杨宝兰及其他人在法院外的合照，她分明又笑得格外灿烂。
中秋将至，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她的中秋心愿就是儿子能尽快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