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给中国青年的启示

2020-11-11 07:02:24 作者: 戴高乐给中国

戴高乐著作语言优美,他数度被邀请加入享誉世界的法兰西学术院,从而像雨果等大作家一样成为一名不朽者。诺贝尔委员会也曾考虑授予戴高乐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人们甚至认为戴高乐是类似巴雷斯和佩吉的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作家”。

戴高乐热爱法国文学,几乎通读了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他承认巴雷斯和佩吉对他人生观的影响。他非常喜爱莫里哀、拉辛、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普鲁斯特等法国作家的著作,甚至对有些人的作品能大段背吟诵,但他更喜爱夏多布里昂,甚至用“着迷”来形容。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戴高乐的写作风格也明显受夏多布里昂的影响。

戴高乐虽然一生戎马,居无定所,复杂和残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占据他所有的时间,但他每天仍坚持笔耕不辍,其随身的一个小本子记载着各种心得和灵感,并成为其各种讲话稿和日后回忆录的宝贵素材。

作为总统,在爱丽舍宫工作再忙,戴高乐仍坚持每周至少看3本书。戴高乐甚至对其身边的幕僚感言他特别想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职业”。

戴高乐的父亲鼓励孩子们拥有各种爱好,这种爱好与人文知识的学习相得益彰,如幼年时他渴望了解历史,向往军旅生涯,他父亲就给他及哥哥、弟弟们买了1800多个各国士兵的木头小人和各种飞机大炮玩具让他们玩打仗游戏。此时,戴高乐通常要抢着扮演法军,由哥哥、弟弟们扮演英军、德军、俄军和土耳其军人。与哥哥、弟弟们不一样的是,戴高乐打仗很有战略,排兵布阵讲策略,特别是打完仗以后的谈判、裁军等说起来头头是道。戴高乐几十年后对儿子说,“打仗嘛你就得懂政治,不懂政治怎么打仗?”

戴高乐年轻时就懂得活学活用军事知识的重要性,如15岁上高中那年,他就写了一篇军事作文,叫《德国战役》。在这文章中他想象出在1930年,德国派遣三个军的兵力进攻法国,“戴高乐将军”如何与其同学“布瓦德将军”率领20万法军保卫南锡,在经过浴血奋战后,法军最终战胜德军,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这篇文章字迹工整,叙事脉络清晰,说理性强,还获了奖。

3年后,18岁时的戴高乐还发表了一首诗《天赋的诞生》。由于是处女作,青涩的文学青年戴高乐还不太好意思,用的是笔名夏尔·戴卢格。他的诗是这样的:

“当我不得不死时,我希望那是

战死在疆场上;当人们抱着他的遗体时

灵魂仍然笼罩着

战场上那种令人陶醉的骚动

和那些拼杀之中粗犷的呻吟

男儿的吼叫和利剑的寒光……”

在以上诗句中,我们看到一个热血报国青年是如何用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其战场杀敌时的无畏英雄气概。

戴高乐日理万机,但工作再忙,对作家朋友的求见从不推辞。1944年8月底,巴黎刚刚解放第一周,著名作家莫里亚克提出会见戴高乐。戴高乐百忙中抽空与他共进午餐,听取其有关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对法国战后重建作用的建议。戴高乐事后对儿子说,他工作再忙也要见这些作家,因为法国人民酷爱文学和文化,这些大作家的影响力大,与他们交朋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法兰西民族的复兴意义重大。

戴高乐的亲密战友马尔罗是法国著名大作家,戴高乐任命他为文化部长,在内阁开会时让他坐在自己的右侧,地位超过总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每次内阁会议让马尔罗坐在右侧,就是让法兰西文化来指导我们的政府工作。

戴高乐成长的启示

戴高乐的成长史像一部百科全书,可圈可点之处非一篇短文能穷尽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通识教育对领导者成长的重要意义。

戴高乐认为,一个领导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必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所了解,从而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正是其早期的通识教育为戴高乐未来的人生旅途助力,给他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无论是战争期间沙场点兵,还是二战胜利后与英美纵横捭阖的外交博弈,还是战后法国经济的重建,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始终镇定自如地驾驶法兰西“民族复兴号”的航船顺利向前。

——文学修养提升领导者的情操。

戴高乐酷爱法兰西文学,是伟大的法兰西文学滋养了戴高乐,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和情操,也使其人格更富有魅力,演讲更富有激情,对追随者更有磁场般的吸引力。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曾说过,“如果你不想被世人遗忘,那么,一旦你死了又遗体腐烂了,最好的方法要么就是你现在写下值得世人阅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世人去写的东西。”无疑,戴高乐不仅做了让世人讴歌的伟大事业,也给世人留下千古不朽的美文。

——人文素质有利于领导者自身人格健全。

戴高乐告诉我们,伟大的领导者必然是一个博学者,一个富有人文情怀、富有激情、语言生动、文字优美、魅力四射的人。没有人文素质,戴高乐就不能感动法国人民,更不可能将法兰西民族的“复兴大业”打造得像一件艺术品那样让人赏心悦目,让一代又一代的法国人为之激动、为之效力并荣耀不已。

如再拓展一下话题,我们会发现戴高乐人生轨迹中的许多学习内容,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或家长心目中会被视作“无用”,而正是这些非急功近利出成绩的“技能”性学习,或心有旁骛,如幼年玩打仗游戏、中学时代写诗、从军后写作、当总统时每周看3本书、每天勤于笔耕,使戴高乐能够超越世间的一切并预见到未来的美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的“无用”学习使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成为一种高科技形态下的艺术品。

不客气地说,目前我们的应试教育不仅对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不利,对中华民族未来的领导者培养也无帮助。很难想象未来治理中国的精英阶层是一个“文理分科”群体。因此,通识教育不仅对培养公民本身,对造就未来的中华民族领导群体同样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外交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著有《转型中的法国》等跨文化交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