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熊芳雨3月14日报道：知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一直是个话剧迷，鲜少人知晓，靠写小说成名的莫言，其实是从写话剧走上创作之路的。
这个周末，在朵云书院·戏剧店，剧作家喻荣军、文学及电影评论家汤惟杰、文艺评论家及诗人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重点围绕莫言话剧中的历史人物展开了一场对谈，全面展现剧作家莫言的独特之处。
“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莫言曾坦承地这么说道，过去的小说里，过于炫目的语言把他写对话的本领给遮蔽了，而写话剧能激发他在对话方面的才能。
在莫言看来，所有好的、伟大的小说背后都有戏剧化内核，《蛙》的话可以当做戏剧来看，《檀香刑》里面更是有丰富的戏剧元素。
莫言剧作与专业编剧有何不同？
“KEY-可以文化”陆续推出过莫言两部剧作集，包括话剧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和影视剧剧作集《姑奶奶披红绸》。荆轲、秦舞阳、高渐离、燕太子丹等人物在莫言笔下，纷纷从文学的神坛走下，成为可知可感、有血有肉的人物。
这些剧作集，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
《我们的荆轲》故事很简单，讲的就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故事——荆轲刺秦王，不过在莫言的笔下，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刺杀秦王的动力变得模糊可疑，他就像一个浮躁、虚伪、急功近利的现代人，不小心穿越回千年之前，为了成名不惜任何代价。
“看《我们的荆轲》时，感觉它们虽是历史剧，但又不像历史剧，莫言好似在写他自己。重心不在’荆轲’上，而在’我们’上”，喻荣军说，自己在某天晚上一口气酣畅淋漓地看完，小说家写的话剧和专业戏剧编剧确实不同，戏剧是现场及时给现场观众看，要和观众之间形成互动，要有现场沟通。莫言的剧本中则不少随性的东西，这在剧场里非常珍贵。
“比如杀燕姬这场，还有状别那场，突然之间就歌唱了。我在读剧本时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写。但读完后认为这样写非常好，有自己的角度，并且非常有力量。”，喻荣军认为，莫言的剧作集十分具有可读性，有些剧本读起来比较枯燥，需要具有专业性和想象力。但莫言作品想象空间非常大，人物形象非常饱满，特定环境下人物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思想的交流都可以让观众立即感受到，这样的剧本很容易读的。
莫言为何会写剧本？
剧本《霸王别姬》同样取材于《史记》，但对历史人物的阐释同样是颠覆性的。
虽然故事以楚汉战争为背景，但莫言将视线投到了吕雉和虞姬两个女性角色身上，通过她们的对话、对峙、抉择乃至最后的反转，呈现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事功”与“亲情”二者间的艰难取舍和权衡。
在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到侧耳团队成员王幸、雷小雪朗诵了莫言话剧《霸王别姬》中的精彩片段，为在场读者带来了专业而直观的现场感受。
孙孟晋看来，《霸王别姬》中讲述两个女性之间的故事，在历史上没有过多记载，全靠莫言剧本中发挥。这个发挥很重要，所描写的崇高与卑下、美与恶、善良与败坏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一个人身上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卑下的一面，在剧本里可以看到人物的塑造，深入人心深处。
“莫言为何会写剧本？”孙孟晋分析说，或许与《红高粱》有些关系。莫言的《红高粱》1987年就改编成电影大获成功。最早的影视剧本就是莫言亲自改的，还拿到800块改编费，当年算一笔巨款。在电影改编时，莫言把小说内容进行删改，对人物之间复杂关系又有了重新发现。
汤惟杰则认为，莫言作为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尝试写历史剧，可能是有一点让他着迷的地方，他要尝试我们的历史和关于历史叙述中的方程式。这是启动他好奇心的点。
汤惟杰在看完《我们的荆轲》后，又回过头看司马迁《七十列传》当中的《刺客列传》。他感慨，莫言剧本很有设计感，其中的一场戏里，让剧中人物按照《史记·刺客列传》顺序把五个人故事重新讲了一遍，令人产生很多新鲜的想法，这是我在读莫言剧本之前没有料想到的有意思现象。
此外，莫言的话剧和影视剧作创作在题材和内容上非常丰富，除历史剧，还有近代的历史传奇故事，同时也对当代生活和现状有着深切关注，如话剧剧本《锅炉工的妻子》以知识分子返城为背景，表现人的欲望和情感的复杂性；影视剧本《英雄浪漫曲》则讲述断臂英雄复员还乡后，面对日常平凡生活的复杂人生。
莫言在为本次活动录制的视频中说自己是一个“话剧发烧友”，他也的确一直尝试很多话剧写作，包括在小说写作中也融入了话剧形式。比如长篇小说《蛙》就是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的，这种形式也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再比如长篇小说《檀香刑》也大量融入了茂腔等戏剧元素。
曹元勇透露，正如萨特、契诃夫、布尔加科夫等世界著名作家也是一流剧作家一样，莫言剧作集的推出，也让读者们再次认识到了莫言对剧本创作的热爱和在剧本创作中的才华。